中共闽东地区革命与民团组织研究(1927—1935)

福建民团组织及团防体系是地方军事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革命从城市转向农村,中共中央从阶级理论出发,对民团组织采取分化瓦解策略。但受制于具体革命情势,闽东地方党组织与民团武装的互动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历史面相。1932年底,福鼎地下党借助十九路军筹建省保卫团干部训练所之机,派遣人员顺势进入民团体系,后虽遭告密,撤出民团,却推进了福鼎革命发展。1933年5月,宁德党组织采取里应外合方式,突袭霍童等民团武装,缴获枪支武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游击队伍。但霍童民团并未被完全消灭,且与海军陆战队联手抓捕宁德团委书记颜阿兰并将其杀害,此后宁德游击队与霍童民团呈现拉锯状态。个案研究呈现出闽东党组织与民团武装或从打入到分开或从里应外合到紧张拉锯的复杂面相,既与民团等武装强弱有关,同时与党的建设状况、武装力量大小等因素密不可分,这对于认知和理解中共乡村革命的丰富叙事及基层统一战线的复杂生成颇有启迪。

1927年泉州民团编练处有关人员的一张合影——《20世纪初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研究》史料补遗

1927年秋末冬初,参与组建泉州民团编练处的同志们留下了一张合影,他们来自中国、日本、朝鲜三国。合影里有秦望山、梁龙光、李良荣等人,他们都是20世纪初期泉州地区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还有岩佐作太郎、李乙奎、李丁奎等人,其中岩佐是日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理论家,而其他几个则是长期活动在我国的朝鲜独立运动家。据调查,这张合影仅存于日本和韩国。

人民团体协商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本文分析了人民团体协商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同发展路径,讨论了其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现代化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文章着重于人民团体协商的积极作用、基层治理的关键性,识别了发展中的问题,并提出了加强协同的主要路径,包括构建高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与利益整合和强化政策执行力。

全面抗战前民团整编中的权力争夺——以湖北省为中心

全面抗战前,为了消灭中共革命武装力量,蒋介石意图通过民团的整编,达到在“剿匪”区省份扩张自身权力的目的。通过采取组建保安团队与整顿保安经费等措施,蒋介石在扩张自身的权力、强化省政府对民团的管理、实现保安经费由省统收统支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从而为建立并巩固个人的独裁统治奠定了基础。但纵观全面抗战前整个民团整编的过程,由于深受地方势力与技术性思维等因素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蒋介石扩张自身权力的步伐。归根结底,正是因为党权与政权受到掣肘,整编民团遂成为拥有军权的蒋介石在争夺国家统治权时的必然选择,其结果是造成国民党政权日益深陷“党系于政、政系于军”的困境而不能自拔。这一过程浓缩了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党权、政权、军权三者博弈的事实。

人民团体在协商民主中的功能探析

完善协商民主体系要求人民团体发挥独特功能、承担重大使命。“功能嵌入”框架下,人民团体具有助推协商民主发展的“低成本”优势,其在协商民主中应具备承认、凝聚、代表、赋能的核心功能,以及宣传教育、组织动员、沟通协调、联系服务、改革创新的基本功能,进而发挥人民团体在政治协商、政府协商、社会协商与基层协商等不同协商渠道中的实然效应,从而在新时代助力协商民主体系完善、助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人民团体协商民主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人民团体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构建和建设的重要环节和基本内容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团体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组织引导人民群众开展社会协商、有效反映群众意愿和利益诉求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快速发展,我国人民团体协商民主的发展仍面临着职能定位不清、制度化的协商机制不健全、开展协商的制度化程度不高以及主体协商的意识和能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加强和推进人民团体协商民主建设应进一步明确人民团体协商民主的职能定位、建立和完善人民团体协商民主的机制渠道、规范人民团体协商民主的程序和流程并逐步提高人民团体主体协商的意识和能力。

民团、农民武装与陕甘边红军的建立及影响

从民国建立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苛捐杂税和自然灾害,陕甘地区政治与自然生态日益恶化,农民的生活艰难到了难以忍受的边缘,农民或形成民团与官府对抗,或放弃家园落草为寇。在这期间,刘志丹等共产党人灵活运用统一战线政策,把1928年大旱灾以来由灾民组成的各种民团、农民武装尽可能地吸收到红军队伍中来,建立了陕甘边游击队及红军。这支队伍成分复杂,屡屡发生违反纪律甚至抢劫事件,严重影响了中共陕西省委、北方局乃至中央对红军领导人及其军队的评判。

广西“新民团”与公共造产运动

新桂系为了巩固广西这一后方根据地,提出了"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并根据三民主义的精神制订了"三自"政策,其中实施"自给"政策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开展公共造产运动。广西"新民团"是公共造产运动的主力军。在新桂系的组织下,民团举办了大量公产,对广西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

“十二五”期间政府部门及人民团体科普能力定量评价

政府部门及人民团体是我国科普工作的重要主体,目前国内还非常缺乏从部门角度对科普能力的相关评价。以"十二五"期间各部门的科普统计数据为基础,构建包含16个二级指标的科普能力建设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对30个部门的科普能力进行定量评价。评价结果发现,各部门都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努力开展科普工作,但部门科普能力尚存在不协调等问题,特别是在科普政策支持能力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防卫体制的变迁——邹平联庄会与新桂系民团比较研究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和邹平乡村建设派分别构建了一套比较典型的乡村保卫体制——邹平实验县的联庄会与新桂系民团。这两种体制有着一些相同的特点,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在历史上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并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也起过积极作用。对这两种体制进行研究,无疑有着相当的史学价值和积极的借鉴意义。

刑法中“人民团体”概念辨析

我国刑法中多次出现的“人民团体”的概念是一个内涵和外延相当模糊的概念， 它也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 刑法中没有使用这一概念的必要， 建议以“社会团体”的概念取而代之。

论人民团体的民主协商功能

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需要重视对人民团体民主协商功能的研究。我国的人民团体从一般意义上可归于群众团体或社会团体,但又不同于一般的群众团体或社会团体,它具有政治性、群众性、组织性和统一战线的功能与属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民主实践中的一种创造,是党的统一战线政治实践发展的结晶,主要是一种实体性民主,具有人民性。当前,发挥好人民团体的民主协商功能,应当明确人民团体的政治功能;加强人民团体的社会服务性建设;丰富人民团体进行民主协商的内容,拓宽民主协商的渠道。

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团与社会权势转移——以《江西民报》为中心的研究

地方军事化是我们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转型的重要视角,它集中体现了国家对地方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和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辛亥革命时期民团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地方社会军事化的形成。民团在由“民间自办”到“官督民办”过程中,逐渐成为基层社会新的权力中心和新、旧社会力量重组的舞台。民团的兴起与发展,集中地反映了晚清以来的地方自治进程与新政时期的地方政治格局,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

中国公众参与立法的新路径探析——以人民团体为视角

公众参与立法有利于提升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提升立法质量。过去十年,中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在公众参与立法方面做过诸多探索,主要聚焦在公民个体、社会团体、利益集团等方面,但效果不佳,面临诸多困境。人民团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社团,在参与立法方面具有法律依据和实践基础,具有可行性;人民团体具有“广泛性”“人民性”“群众性”等特征,拥有庞大的组织体系、相关的法律和理论团队、较高的政治地位,其参与立法对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具有一定的价值。当前,人民团体参与立法主要依靠政治惯例,需要对人民团体参与立法进行制度化建构。在赋权和范围方面,探索从“局部参与”向“全面参与”转变;在方式和途径方面,探索从“立法参与”向“立法协商”转变;在程序和责任方面,探索从“选择执行”到“刚性规制”转变。通过增加制度供给发挥人民团体在参与立法中的积极作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众参与立法制度。

天津日本租界珍贵资料的开发与利用——写于《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出版之际

天津的日租界是日本在中国面积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租界,有一套完整系统的管理体制,天津图书馆珍藏的《居留民团事务报告书》和《居留民会议议事速记录》是记述其管理机构如何统治和管理日租界的珍贵资料,由于上述资料为日租界管理机构每年的记录,使其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多年的研究该资料不仅在中国国内无处寻觅,即使在日本的档案馆和所有图书馆均没有完整的收藏,目前天津图书馆的馆藏具有惟一性和珍贵性,该资料自1996年开发以后,引起中日学者的高度重视,成为研究中日关系特别是天津日租界必须查阅的资料,也成为天津图书馆吸引中外学者的亮点。

民团体制与抗战时期广西的军事动员

抗战时期,就军事力量动员的规模和效率来说,广西在全国首屈一指。新桂系当局之所以在军事动员方面较为成功,在于广西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了民团体制,这一体制适应了抗战动员的需要。民团体制不仅为正规军队提供了质量兼优的兵员,也在大后方储备了可资利用的准武装力量,同时还保证了战时连续军事动员的顺利进行。广西民团体制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值得肯定和重视。

论人民团体在我国协商民主中的属性和内容

中国的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推进中国协商民主不能照搬西方理论,而应从实际出发,发挥人民团体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人民团体有广义和狭义内涵,人民团体的协商既不同于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又不同于基层民主协商,而是处于中国协商民主的中间层次,属于社会协商。应重塑人民团体的社会属性,消解人民团体的"行政化"趋向,把人民团体变为民意表达机构。借鉴业主委员会的做法,对人民团体进行改革。

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对人民团体的管制——以浙江省为中心

团体政治是近代以来以各种社团组织参与政治过程为主要特征的一种政治形式。民国时期国家为了便于控制社会 ,按照职业及地域关系组织各种团体 ,以控制团体的形式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同时国民政府把组织人民团体作为改良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本文从国民政府对人民团体管理权限的变更 。

民团、学校与公所——1930年代广西乡村基层政权之建构

1930年代,新桂系重新掌握广西政权之后,大力推行基层建设。改造民团、设立公所、建立学校,并实行“三位一体”,将基层的公所、民团、学校三种权利网络有机统一起来;同时,又培训青年知识分子担任基层干部,从而建立和健全了基层政权组织体系,稳固了在乡村的统治基础,成为近代乡村社会国家化较为成功的案例。

广西民团与抗日战争——从两份档案文献说起

档案文献说明:抗日战争爆发前,广西民团就发出了抵抗日军侵略的呼声;抗战爆发后,广西民团积极参加抗战。广西民团在抗战征兵、征工、保卫和巩固大后方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广西民团对抗战胜利所起的作用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