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读书会教育功能的需求分布、形式延展与价值回归——基于民国报纸的讨论

梳理民国报纸文献中的读书会主题史实,从组织者、对象、功能、举措等维度解析了近代读书会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三大功能,揭示了近代读书会在提升国民素质、深化学术研究、增进职业技能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宣扬爱国主义教育、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正面导向意义,同时辨析了国民政府借文化之名推动国内反动斗争及由此引发的关于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揭露了帝国主义借文化之名实施意识形态侵略的史实,并探索了新时代背景下以读书会推动进步共读、提升文化自信的教育实践方向。

王之卓先生民国时期所写《中国之测量》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馆藏档案中,珍藏着一份王之卓先生撰写的《中国之测量》一文,时间推断大概在1947年,王之卓先生时任中华民国军令部第四厅负责测绘的主要官员。其原文采用手写繁体字,有些字迹不易辨认,后经过仔细辨认并咨询资深文字编辑整理,得出以下现代汉字版文稿。

民国时期东北第一大药材集散地营口调查研究

全面收集清末、民国时期史志文献,民国出版图书、期刊、日报及日伪编纂汇编类文献,参考建国后出版文史资料中的口述文献,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对民国时期东北地区起源最早、规模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营口发源、兴盛、凋敝、衰落之全过程加以调查研究;探究其成为东北第一大药材集散地的历史地理、交通、药材资源优势,重点讨论当地药材集散的种类、规模、变化规律和经营模式,了解其在民国独特社会进程和近代中医药学科发展影响下的时代特色,为尽可能全面客观认识民国中药产业史及民国药业探源溯流提供重要依据。

制度空间与运作要素: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破格聘任的特点及启示

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破格聘任制度是指对未达到任职大学教师所需的文凭门槛,但有足够任职能力者如何得到聘任的制度安排。破格聘任对象主要包括大学以下学历者、游学未获学历者、科举秀才者三类。这个时期中央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及大学所颁布的教师资格法规及其对教师聘任权的规定,均为文凭不足者被破格聘任为大学教师留有适量制度空间。在运作层面,新式人才匮乏是破格聘任制度的外在人才市场环境要素,施聘者公心选才与受聘者的学术能力是破格聘任制度良性运作的内在要素,社会关系资本是破格聘任制度运作过程中的中介要素,大学拥有的学术权力及与其适配的行政权力是破格聘任得以实现的制度要素。破格聘任制度为特殊人才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渠道,避免了选聘制度刚性化可能会将一些特殊人才排斥在外的弊端。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破格聘任的制度与实践对当今中国高等院校选拔及破格聘任特殊人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国际体育参与对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基于民国时期中国参与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的考察

20世纪初,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洪流的席卷下开启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现代体育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之际即被引以为“救国强种”的有效途径,并与政治紧密结合。借助文献资料,运用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基于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远东运动会及奥运会参与史,发现在民国时期通过国际体育参与,包括收回国人体育领导权、积极参与国际体育竞争等,强化了中国的独立自主意识,推动了民众参与国家政治议程,塑造了国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并借助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在争取国际合法权益、表达国家立场及输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等行动中推进了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外交进程,表达了参与国际事务、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

明清至民国时期汉水上游地区方志研究

汉水上游地区的汉中和安康,在明清至民国时期编纂了大量方志。由于自然环境不同,这些方志与陕西关中、陕北的方志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值得挖掘和探究。今天保存下来的方志,以清代数量为最多,其中康熙和光绪两朝编纂成果最为集中。由于大量官员和文士来到较为安宁的汉水上游地区,方志的主要纂修者身份、编纂体例等既有同时代其他地区方志的共性,又体现了汉水上游地域的特色。

民国时期建教合作政策的生成与转化——话语分析的视角

建教合作政策是产教融合政策的前身之一,话语分析是解构它的准备、生产与消费谱系的可行方法。在话语准备中,民国时期的特殊社会语境赋予建教学校、行政运行、专业教学三组政策群以经济、政治、文化色彩。话语权势、话语秩序、话语立场的由民转官、由弱转强、由建议转命令三处语用转折显示了建教合作政策的话语生产节点。在政府、媒体、政策部门中,建教合作政策的话语消费表现为稳定性、演绎性、共时性3条互文逻辑。基于话语准备、话语生产、话语消费的维度展开对民国时期建教合作政策的析理与透视,除了能够厘清民国时期建教合作政策的诞生情况,还能讨论当下产教融合政策的发展。

民国二三十年代上海阅读指导述评

阅读推广在民国文献中的表现形式为阅读指导。民国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图书馆数量居于全国之首,但一般民众对于阅读图书感觉并不需要。为培养民众阅读兴趣,图书馆突破传统藏书楼“重藏轻用”桎梏,兴起“开放潮流”,吸引民众到图书馆来,推送图书到民众中去,指导民众阅读。文章从原始资料入手,对这一时期上海图书馆界的阅读推广与指导实践进行梳理,以期对当今阅读推广工作有所启发。

晚清民国常武地区针灸医家挖掘和整理

晚清至民国时期,在常武地区,以费、马、巢、丁为代表的孟河医派,在中医的发展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四大医家均是以内外科而闻名于世。在同时期,常武地区同样走出了很多著名的针灸医家。文章通过整理和发掘,回溯常武地区走出的针灸医家的故事,研究其对针灸发展的主要贡献,丰富常武地区针灸学术史。

民国时期文献普查工作实践与思考——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为例

文章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对14 000余种民国时期文献开展普查工作的实践及经验为基础,介绍了民国时期文献普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如分阶段开展普查工作、编目实践中增加著录字段等,进而提出需要重视典藏史、重视文献的破损定级,将文献保护作为普查工作的第一要务的观点,并要从多方面培养普查人员的民国时期文献鉴藏能力,结合馆藏史开发馆藏以推进后期的文献保护和开发工作。

民国时期高校教学活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研究

民国时期,在相关政策与制度设计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是大学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入学考试及学生日常学业考评中,中华传统文化内容也是考核的重要方面,传统经典被列为教科书与参考书,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教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民国时期大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体现在教学考核、教科书编选以及课堂教学等方方面面,贯穿教学活动全过程。在西方文化强力东渐、传统文化遭受冲击之时,民国时期的大学没有摒弃本土立场,而是根据时代变化和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坚守且推动其发展,彰显出珍贵的文化自省和自信。

论民国时期制革业的发展及其特征——以湖南为中心的考察

虽然湖南乃至全国的制革起源较早,但近代中国新式制革的铬鞣法则始于1898年的天津,而湖南则迟至民国初年。其中,在20世纪初实业救国和国货运动的推动下,湖南制革业得以初步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即使在政局动荡的影响下,部分制革厂暂时停产或倒闭,但总体上湖南制革业不仅出现了股份制经营管理,而且还呈现出机器与手工作坊并存的发展趋势。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南京、上海等制革业重要的城市沦陷后,随着人口和工厂的内迁,在战时经济建设的推动下,湖南制革业与其他纺织业一样呈现出畸形繁荣发展。同时,从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制革业发展历程来看,湖南制革业在阶段性发展中均存在着原料不足、技术较差、原料依赖性较强等诸多特征。

从申曲到沪剧:民国沪剧同业组织与沪剧改良

民国时期上海的沪剧同业组织是沪剧艺人的联合体。沪剧同业组织的发展历史主要分为申曲歌剧研究会和沪剧研究会两个阶段,沪剧同业组织对沪剧的改良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研究者需要依据史实客观评价沪剧同业组织对沪剧改良的作用而不宜拔高,各沪剧团和沪剧同业组织共同推动了沪剧改良。

民国时期城市水上政区的建置过程

水域行政管理是近代中国,尤其是民国时期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民国时期城市水上政区的建置却是一个比较曲折复杂的过程。清末民初时期,城市尚未成为独立的行政区,主要通过设置水上警察机构进行城市水域管理;1921—1943年是城市型政区创立阶段,往往以水上警区充当水上政区;1943年新版《市组织法》颁布后,城市型政区初步完善,有不少城市正式设置了水上区、水上保和水上甲等三类水上政区,其中又以仅设置水上保与水上甲的城市居多,只有重庆、广州等个别城市设置有“区—保—甲”三级水上政区。水上政区普遍层级偏少、偏低的原因,一是因为水上人口规模相对有限,没必要设置较多层级的水上政区;二是与各地市政府普遍财政紧张,需要尽可能精简行政机构等情况密切相关。

向上的流动:晚清民国特殊发行群体“报童”的生存史脉

作为晚清民国时期特殊的发行群体,报童应时而生又应景而退,在社会帮扶、党校培养和自身向上的促动下,完成从出身难童的生存堪忧到邮发合一下的功成身退。在代际演化的过程中,报童们又完成了从生活的竞走者到社会的嘉惠者、从职业的隐匿者到报刊的发行者、从战争的卷入者到革命的帮扶者的向上社会流动,而支撑其向上流动发生的则要归于报童个体意识的觉醒与群体精神的形成。

观念、方法与取向——余上沅与熊佛西民国时期戏剧教育思想之比较

作为民国时期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两位戏剧教育家,余上沅与熊佛西尽管早年经历相似,但戏剧观念及戏剧教育观念却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余上沅的戏剧教育观念更具连续性,熊佛西的戏剧教育观念则更具发展性。两人都兼顾办刊与办学,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素质。在教育实践中,对于话剧中国化问题,余上沅更偏重借鉴戏曲艺术,而熊佛西则似乎更偏爱吸收民间戏剧形式。抗战促使二人的戏剧功能观发生转变,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们的戏剧教育观念。在主持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期间,熊佛西凭借军事化管理将该校同一般意义上的戏剧学校区分开来。余上沅则选择了话剧科和高职科的分类培养方式,从而既坚守了戏剧的艺术性,也实现了戏剧的抗战宣传职能。

民国时期自行车与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变迁研究(1927—1936)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各种西方消费品纷纷进入中国。西方先进的新式交通工具传入中国后,不仅改变了旧式交通工具的主导地位,也带来了传统社会观念与消费风尚的悄然变化。随着城市道路与交通设施的逐渐完善,自行车作为城市交通工具开始流行,不仅使人们的出行更加快捷、舒适、方便,而且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文化效应。那些有能力消费的社会阶层,把自行车当作日常生活的重要交通工具,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自行车也被有限地投入公用,成为邮差等部门的交通工具,提高了工作效率。自行车的进口,也促使自行车民族工业的发展,尽管产品仿制的过程在外来自行车的冲击下依然艰难。西方器物的进口,产生的文化冲击效应是非常直接的,不仅仅是外在改变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促进新行业的兴起,而且带来深层次的变化。这种消费品的供给,满足了经济发达城市市民的生活需求,提高了生活质量,也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影响。自行车可以视为一种物质文化符号,在传播过程中,自行车从奢侈品到逐渐融入日常百姓的社会生活之中,最后成了中国人特别喜爱的交通工具,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演变的缩影。

民国时期师范学校乡村教育课程设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帮助乡村教师候选人了解将要从事的乡村教育工作,乡村师范、高中师范科和部分高校专门开设了“乡村教育”课程。出于训练适合乡村需要的乡村教师的目标,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课程汇总了与乡村社会和乡村教育相关的各方面内容,强调乡村教师候选人应深入乡村进行实践,在课程实施中与农业类课程相辅相成。在当今的乡村教师培养过程中,应重新思考乡村教育课程的性质与定位,探寻开设乡村教育课程的可行性路径;主动适应乡村社会需求,培育乡村教师的特殊素养;积极联系乡村实际,增强课程教学的实践性。

民国新疆高等法学教育史料钩沉

新疆的高等法学教育始自1924年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36年至1947年基本是停滞的状态。1948年,《新疆日报》刊载《监察使署建议新疆学院设法政学系》的消息,《东南日报》转载《新疆日报》《新疆学院下学期将增设法政系,本年度不在外省招收新生》的消息。以上述报刊史料切入展开分析,文章指出1948年是新疆高等法学教育百年历程中长期为人忽略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一方面,民国新疆高等法学教育在长达十年的停滞后重新起步,其艰难曲折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重要剖面,1948年的新疆高等法学教育反映了近代化转型下监察权对司法、教育的影响及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运作的交互关系,呈现出特定时代与区域的特色。

地名治理与更名政治 ——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变

明清以来,北京的街巷地名基本上处于自主发展和多中心管理的状态中,既受到王朝政治和精英文化的影响,也为民间文化的发展保留了空间。进入民国以后,城市当局开始强化对街巷地名的“标准化”管理,同时又将地名管理与不动产登记相结合,形成精细治理城市空间的技术基础。城市当局还发动了对街巷地名的“雅化”、民族主义化和“地名革命”等运动,通过对街巷地名的政治化操作,将街头打造成意识形态展演的空间。但由于存在着各种限制性因素,城市当局对街巷地名的全盘整顿难以落到实处。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变,既展示了权力生产和行使的新方式,也反映出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