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出版标记昭彰的现代主义思潮

通过分析民国出版标记的产生、设计文化的交融、革新性社会思潮的传入,发现民国出版标记吸收了西方的现代设计理念与设计手法,其视觉形态逐渐转向图形化的发展方向,体现出自由、科技与革命等现代主义思潮在当时蓬勃兴起的社会风气。

无以为刻：论民国出版业的纸荒问题

民国时期,出版业长期面临着纸荒问题,造成纸价飞涨与市场紧缩。这主要是由于纸张产量不足,加之战争等因素造成纸张进口数量大幅减少而造成的。另外政府对纸张供应的调控失当和分配不公,也加剧了纸荒问题。面对纸荒,各界人士纷纷筹划献计,提出了增量治本与管理治标的应对之策。因政治时局不稳、市场混乱无序,这些缓解和治理纸荒的策略大都没有得到施行,纸荒状况一直持续,这也对民国时期的出版业发展产生了诸多影响。

民国出版界与图书馆界的互动及影响——以出版人张元济的图书馆事业为中心考察

文章以出版人张元济的图书馆事业为中心,通过对张元济参与图书馆事业的历程以及其图书馆理念与实践的考察,窥探民国出版界与图书馆界的互动及影响,最后指出,两个看似"跨界"的界别同属特殊的"文化事业"行业,需要紧密合作才能实现共赢,而至今缺乏的就是缺少张元济式的人,一个真正以"文化精神"办"文化事业"的知识分子群体。

民国出版界与图书馆界的互动及影响——以出版人王云五的图书馆事业为中心考察

文章以出版人王云五的图书馆事业为中心,对王云五推动图书馆实务及图书馆学理论建设的贡献进行了研究,并对王云五所"发明"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四角号码检字法"及出版的《万有文库》所引起图书馆界的关注和争论进行分析,最后指出,出版界和图书馆界需要以一种平和、理解、包容的心态来共同探讨双方共赢的途径,而非基于不同立场的相互博弈。

近代民国出版映像:鸳鸯蝴蝶派与世界书局的关系

民国三大书局之一的世界书局与鸳鸯蝴蝶派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世界书局无论是编辑人才还是作家作品在发展初期都十分依赖鸳鸯蝴蝶派,而在1921年失去重要出版阵地的鸳鸯蝴蝶派也非常乐意有新的发表天地。通过打鸳鸯蝴蝶派的名家招牌和垄断鸳鸯蝴蝶派作家资源,加上主理人沈知方的精明的经商天赋,短短几年积累的资本就让世界书局有能力进军主流出版市场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竞争。世界书局转向主流教科书市场后重心逐渐不放在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作品上,而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作品,在三十年代后期也逐渐失去了市场,被新的通俗文学所取代。

民国出版经济与左翼作家作品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机制——以1930年代赵家璧的编辑出版活动为例

1930年代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商业出版运作方式及赵家璧针对左翼作家作品的编辑出版活动反映了民国出版经济与左翼作家作品紧密"接轨"的现象,并由此造就了左翼作家的生存空间,也使得左翼作品借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出版业实现了从国民党文化专制中的突围。从根本上说,正是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存在的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制度矛盾"与"制度张力"提供和建构了左翼作家作品的生存机制。随着左翼政治文化潮流在读者中的普及,出版业实际上在市场竞争和商业盈利目的的驱使下起着不断冲击国民党专制之网的客观进步作用,而以"左翼取向"转变了良友公司原有出版风格的赵家璧本人,则为左翼作家作品与商业出版模式的结合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民国时期出版业练习生制度述论

民国时期,出版业普遍施行练习生制度。练习生制度根植于中国传统学徒制的历史土壤,留存着鲜明的本土特色,并随着西方职业教育学和科学管理法的引进,吸收其中的先进理念和要素后不断得以完善,逐渐形成了具有现代特征的职业教育模式。练习生通过招考被录用后,出版企业为其组织了正规的、系列化的文化补习和业务训练,旨在提高其职业能力,增进其文化素养。同时,出版企业还会定期考核练习生的习业成果,依此安排职务晋升及薪资福利。在多项规章的合力之下,民国时期的出版业练习生制度在个人及企业发展上获得了效益双赢。但该制度由于时局环境及管理者的价值观差异产生了期望落差。练习生制度是民国出版业职业教育进步的佐证,并能为当下出版企业的人才培养及出版学科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民国时期文化史著作出版概况及特点分析

民国时期文化史著作的出版是出版史上一座丰碑,很多著作成为经典,多次再版,20世纪80年代后不断有各种类似文化史丛书问世。文化史著作从西方引入始于20世纪初,顺应了新史学发展潮流,能够反映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遂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著述体式推广开来。20年代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出现第一次文化热潮,是文化史著作的繁荣时期,代表性成果是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出版。抗战期间各大出版机构辗转内迁武汉、长沙、广州、重庆、桂林等地,在艰苦环境中仍有25部文化史著作问世,这些著述承担起存亡继绝的历史使命,对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鼓舞斗志起到了较大作用。

民国时期出版物国际交换述略

出版物国际交换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文化产物,是知识传播与交流的重要方式。它依据正式的契约或协定,彼此提供出版物,以促进世界各国家之间文化思想的交流。1925年,民国政府加入了《布鲁塞尔协定》,并积极参与出版物国际交换活动,对我国近现代古籍整理、图书出版及文献交流有积极的意义。

儿童出版领域的“民国潮”透视

儿童出版领域出现"民国潮",主要是由民众不满当下出版的儿童读物而民国儿童读物质量相对较好而引发的。这股热潮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民国儿童读物编辑出版所确立的出版机构以创造先进文化为己任、参与儿童教育的研究、兼办刊物以推介等现代理念值得借鉴,其中"大家小书"的理念更应引起当前学界的反思。为确保这股热潮理性、良性地发展,需确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建立重印准入制度;扩大出版范围,精选各类经典;开展学理研究,创造时代经典。

出版史研究的开拓与深化——《民国年度出版时评史料辑编》述评

出版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吴永贵教授等的新著《民国年度出版时评史料辑编》,系国内首部以出版时评为内容的专题民国出版史料汇编,体现了视角独特、史料丰赡、收录客观、内容宏富的特点,其出版有助于开拓与深化出版史研究,为学界提供珍贵的历史文献,亦为现代出版实践提供重要启示。

民国漫画出版:密涅瓦的猫头鹰

民国时期,作为具备多面自我认知性的大众媒介,漫画拥有良好的自觉与自立能力。它随同外部环境的更嬗,既醉生于都市风光的洋场,又决绝地冲锋于炮火交叠的沙场。用高亢而振聋发聩的激情画语自动遮蔽、覆盖先前的靡靡画音,漫画走过了自我认知的嬗变,使得其迅速褪去在风平浪静的都市时光里耽于酣眠的怠惰,并迅即在国事严寒下觉醒。同政治快速联姻后,漫画于抗战时期发挥了巨大的宣传作用,并始终对历史的进退保持着清醒的自我认知。

民国时期音乐理论类著作的出版及启示

民国时期音乐理论类著作出版频频。其时,新式音乐教育和新型音乐社团不断发展,刺激了音乐理论类著作市场需求的觉醒;新式出版机构创新出版策略,开拓出版市场,在相互竞争中形成了音乐理论类著作出版繁荣的市场生态;出版者与编著者对市场潮流的把握与深掘,精准扣动市场脉搏,不断助推音乐理论类著作出版势头的畅旺;加之民国时期良好的经济、商业、交通、文化环境,一同铸就了音乐理论类著作出版的繁荣。以此得到的启示为:现代出版社乃至出版业的发展,应当使出版品位高远化,做有格调、有境界的出版;出版方向灵活化,做有态度、有灵魂的出版;出版内容精品化,做有质量、有深度的出版。

民国时期出版发行类书刊概况及分析研究

论文以《民国时期总书目》《生活全国总书目》《抗日战争史参考资料目录》《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等资料为研究文本,通过对民国时期出版发行类书刊出版品种、出版时间、出版地点等进行统计和分析比较,试图勾勒出民国时期我国出版发行类书刊的出版概况和发展脉络,希望对当今出版界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毁誉参半:民国“廉价标点书”出版失范现象

民国时期,以新文化书社、大达图书供应社等为代表的出版机构都参与到对古书的整理与出版工作中,其中多为翻印出版古典小说作品。这些翻印出版的古书正文都加上了当时兴起并仍在推广中的新式标点符号,通过低折扣等方式以极低廉的价格推向市场,因此在读者群体中获名"标点书"或"一折书"。技术革新与市场环境变化等是这种廉价标点书后期出版泛滥的主因。对于民国时期"廉价标点书"翻印成风的现象,有批评的声音,也有褒扬的观点。研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出版现象,不论是对更全面读懂民国时期的出版业还是对研究现代出版业和出版史都具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试论民国时期开明书店的出版特色

本文以民国时期的开明书店为研究对象,简略介绍开明书店的成立背景,厘清其发展脉络,并从开明书店的编辑队伍、出版理念和开明精神等方面分析其出版特色,并以开明书店的开明精神给当代传统图书的编辑出版以启示。

民国时期“柯达”出版物管窥

柯达给几代中国人留下了难忘的集体记忆。在柯达申请破产十周年之际,笔者梳理总结了民国时期的“柯达”出版物。大部分中国人记忆中的柯达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风靡大江南北的柯达电视广告和广告词“就让每一刻,掌握在你手中,别让它溜走”,由此产生了“柯达”情结。其实早在民国时期,柯达在中国的业务就一度辉煌,除了胶卷、相机等与摄影相关的产品取得巨大的销售额之外,出版业务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围绕核心产品,出版了大约20种摄影专业报刊、图书,给今天的出版带来了一定的启示。

研究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论著的里程碑——读范凡的《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

范凡著《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一书,注重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论著的调查统计,围绕图书馆学核心内容进行阐释,有着宏大而开放的学术体系,全面展现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论著的规模与特色,是近年来有关民国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该书继往开来,对推动民国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民国时期出版人的文化品格

民国时期,思想的活跃、文化的多元、社会舆论的相对自由以及印刷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出版事业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出版人。这些出版人所具有的文化品格,是民国时期出版业积极向上发展的重要保证,值得现代出版人学习和借鉴。

民国时期出版业文化自觉的探索与实践

民国时期出版人在出版活动中自觉担当文化责任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展开救亡图存的艰辛探索,推动中华民族觉醒。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棒喝陈腐纲常,用文字唤醒民众,融合国粹西学以贯之,筑文化津梁之举,以开启民智,可谓民国出版业文化自觉的探索与实践。由此,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