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京政府统治中后期私立大学立案问题

民国北京政府统治中后期,教育部对私立大学立案的规定更加严格化,但形式大于实际,在处理立案申请时反应速度缓慢,视察制度逐渐流于虚化,在立案审批上也体现出严重的文牍主义特征。教育部对各私立大学申请立案的审批比较宽松,除极个别情况之外,至少能给予允许试办的待遇。此种处理方式实际有弱势政府无奈的一面,亦是一种“统治的智慧”。民国北京政府统治中后期教育部与各私立大学之间近似于一种互相需要的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北京政府教育部获得了权威,各私立大学取得合法身份,收获了实际利益。

从派系整肃到教育系统变革:教育部整顿学风的政治实践与民国北京政府的权威重塑

五四运动以来北京学界在与教育部的博弈中屡占上风,“好人政府”下台后教育部开始整顿学风。从直系统治后期、执政府时期再到安国军政府掌权期间,以“政”治“学”力度不断增强。直系统治后期教育部在彭允彝带领下扩张湘籍势力,矛头直指“浙籍学阀”,开启整顿学风先河。执政府时期教育部转变策略,从思想文化入手,将整顿对象扩大到北京学界中受新文化影响的师生,受众更广。安国军政府上台后教育部重组专门以上教育体系,直接管辖整个北京学界,在制度变革的基础上灌输旧道德,将以“政”治“学”推向巅峰。但与此同时北京学界活力也彻底丧失,军阀政治下政学关系似乎永远难以平衡,直至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仍是困扰当局的棘手难题。

民国北京政府收回井陉煤矿的尝试

一战时期,在协约国的持续施压下,民国北京政府开始遣送敌侨和全面收管敌侨财产。1919年初,井陉煤矿的收管工作结束,如何清理井陉产业成为北京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因井陉煤矿乃是中外合办,与一般德产不同,北京政府希冀借此机会将其完全收回自办,继而开始组织外交、农商、财政各部人员评估汉纳根的股权价值,并决定由农商部备价收买。时移世易,中德和谈。中德双方决定将井陉煤矿一事单独商议,最终议定改办合同。然而,此项合同并未能最大化保障我国的利益,随即引发民众要求废止合同的抗争。井陉煤矿的处置过程是一战时期民国北京政府处置在华德产的缩影。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地方盐政改革探析——以四川、两淮为例

民国初期,政局混乱,财权进一步分散,为增加财政收入,中央政府、地方各省、盐商团体等各种势力展开对盐政实权的争夺,统一盐政的舆论呼声很高。随着辛亥革命的推进,独立各省相继实行盐政改革,以四川废除引岸专商、两淮组织盐业公司、就场征税、两浙就场官专卖、长芦盐场整理等最有代表性,但由于盐政改革的推行缺乏相对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央财政掌控能力不佳、地方各自为政、改革阻力过大等原因,地方盐政改革多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四川、两淮等地在改革中主张的就场征税、自由贸易等措施带有近代盐税性质。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赈运减免车价法规研究

赈运减免车价作为近代政府救灾的重要举措,在北京政府时期完成了从实践到立法的跃升,并在1920年代的救灾实践中不断完善,走向成熟。通过对赈运减免车价法规文本的分析,发现在其演变过程中法规结构更为清晰,规定更为细密,程序更为规范,但赈运减免车价的优惠力度渐趋收紧。北京政府时期,赈运减免车价法规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得以确立,法规的施行推动了救灾物资与人员运输便利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国时期的救灾法制建设。但由于军阀混战的影响,法规规定与具体实践之间尚存在一定差距,其施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扎免采木公司三方“合办”问题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林权维护

扎免采木公司的建立过程经历了由日俄共同开发大兴安岭一带林区到中日俄三方合办公司的过程。公司成立之前,日方趁俄商谢夫谦克兄弟商会经营大兴安岭一带林场面临困难之际,意图投资大兴安岭一带林场,严重损害了中国林权,中方依据既有约章据理力争,并派遣军队要求日方中止投资,但是未取得成功。为了防止更多林权外溢,中方采取加入合办的方式与日俄两国共同成立扎免采木公司,在公司的经营过程中,中方就资金投入问题与“满铁”展开了交涉,迫使“满铁”做出让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林权,扎免采木公司的三方“合办”问题生动再现了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林权维护过程。

民国北京政府义赈奖券述论

义赈奖券是中央政府有史以来为筹集灾区赈款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一种彩票。但不知囿于何种原因,以往人们在谈及奖券的历史时,很少甚至没有提到过义赈奖券。作为一种国家性行为,义赈奖券受到如此冷遇是不足取的。基于此,本文在占有相当材料的基础上拟对其进行初步探讨。冀通过对其发行过程的整体梳理和分析,力图揭示深层次的社会现象及修正传统的些许看法。

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熊希龄与湖南的慈善救济

熊希龄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慈善家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为湖南的慈善救济作出了重要贡献,无论在筹集赈款还是在查灾放赈采运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谓灵魂式人物。他主张慈善机构联合办赈、强调救济时分别轻重缓急、突出积极慈善以及在社会大背景下筹划慈善,同时重视灾情的准确掌握、呼吁减轻民众负担以及要求办赈人员操行高尚等,都是他多年办赈的经验结晶。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交往

国际红十字总会与国际红十字联合会的存在 ,使得世界各国红十字会之间有了更多联系与交流的机会 ,因而红十字会的工作便具有了国际性。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交往主要体现在参加国际性会议、参与国际性救护以及经常性地开展一些会与会之间的联络交往等方面。中国红十字会参加国际性会议 ,使其得以走出狭隘、走出封闭、走向世界 ;参与国际性救护 ,使其得以充分体现出“恤邻”的慈善胸襟 ;开展经常性的会际间的联络交往 。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会内宣传与经费筹措

民国以降,中国红十字会的会内宣传常抓不懈。其宣传形式包括文娱活动、创立刊物、出版书籍、举行会议、组织参观、赠发征信录与会员名录等;其宣传内容包括阐述会的宗旨、重要性、劝人向善、普及疾病与医药卫生防护常识、各种灾害的救护措施、各种救护人员的感人事迹等。中国红十字会的宣传活动大大推动了红十字会的"拓分会"、"征会员"和"恤兵救灾"等各项工作的进行。民国初年中国红十字会的两次发展高潮,都与其宣传密不可分。中国红十字会的经费筹措有七个方面:一是一些团体的常年捐;二是会费;三是中央及地方政府拨款;四是官绅捐款;五是华侨捐款;六是外国红十字会捐款;七是宝塔捐。中国红十字会的经费筹措是和宣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费筹措需要宣传,宣传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筹措经费。二者的结合,不但推动着中国红十字会的不断向前发展,而且还为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种新的风尚。

民国北京政府海界划分问题考察——以海界委员会为中心

1921年,在海军部的推动下,民国北京政府设立海界委员会,讨论海界划定及海界相关事项。海界委员会就海界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海界划分的原则与方法、各种海域的具体勘划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海界委员会的设立表明,民国北京政府此时已经意识到了海界的重要性。此次海界讨论虽未直接促成民国北京政府颁布领海界线法令,但还是具有积极意义。当然,海界委员会只是一个临时性会议机构,存在一些局限。

试论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

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主要涵括慈善行政法规、慈善团体法规、慈善捐赠及其褒奖法规和慈善税收优惠法规四方面的内容。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慈善立法尚处于初创阶段,还不够完备和系统,立法层次也低,多为法规章程。但是,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仍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南京国民政府慈善立法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规范和引导了民国前期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为其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法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转型,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了慈善意识。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劳动灾害赔偿制度探析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劳动灾害频繁发生,政府开始通过劳工立法规范雇主在灾害赔偿方面的责任。灾害赔偿立法由各行业政府主管部门起草并出台。制度属于现代劳动灾害赔偿制度中的雇主责任制模式。它覆盖工业、矿业、交通业等现代工人。与此时的国际劳工组织相关标准进行比较,中国制度的赔偿项目齐全,伤病医疗费和伤病期间工资等赔偿标准较高,残废抚恤金和遗族抚恤金则不及。制度虽然实施效果不佳,但这是劳动灾害赔偿首次进入立法,对后来政府的立法有借鉴意义。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铁路劳工社会保障立法述论

在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国际劳工组织的推动及国内铁路劳工运动的压力下,民国北京政府交通部及部分铁路局开始了铁路劳工社会保障法规和规则的制定,其内容包括养老、工伤、疾病、储蓄保障等。由于时局动荡等原因,交通部的法规大都以草案形式问世,没有公布实施,而部分铁路局的相关章程保障项目少,保障水平低,对劳工的生活影响有限。其重要意义更多在于立法的开创性,体现了劳工社会保障制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以及为南京国民政府全国性的铁路劳工社会保障立法及实施提供借鉴。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公园教育化——以北京公园为例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城市公园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是民国政府传递教育信息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大公园在创办之初,将"有益于民智","有益于民德"作为重要的倡议理由。新辟的公园普遍设立图书馆、阅览室,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名目繁多的展览会、展销会以及各种学术演讲,公园俨然成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教育示范基地,努力践行在"公共游息"之中,蕴含"提倡教育之意"的办园宗旨,公园与教育活动息息相关。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学位制度与研究生教育述评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学位制度与研究生教育是一个包含比较多现代性因子的制度。虽然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限度与不足。但它终究代表了中国近代学位制度与近代研究生教育体制变革的趋势与发展方向,并对南京国民政府乃至现代中国学位制度与研究生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海军军费筹措及其影响

海军作为一个国家的重要国防力量,其经费开支理应由中央财政承担,但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军阀割据混战,中央政权更替频繁,财政赤字严重,海军经费毫无保障。为了生存,海军不是将主要任务和精力放在海军的建设和发展上,而是不得不通过各种非正常的途径筹集经费。这种状况不仅直接导致了民国海军的发展停滞不前,而且也是民国海军四分五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灾害管理制度研究——基于1920年北方旱灾的分析

我国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灾害,历朝历代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灾害管理经验,形成了符合时代发展的灾害管理制度。本文对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档案、报刊中1920年北方五省旱灾相关史料进行整理分析。研究发现,民国北京政府面对旱灾,按照传统机制进行赈灾救济的同时,开始设立新型灾害机构并采用现代化救灾方法,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赈灾,注意灾前预防、灾害救援处置、灾后恢复重建全过程管理,近代化的灾害管理制度逐渐形成。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农业改良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在中国近代农业危机日益严重和实业救国的热潮下,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政策和措施:如设置了一些专门性的农业机构、颁布了有利于近代农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开办了一些农业学校和农业科研机构。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奠定了中国近代农业发展的基础,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江苏运河治理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1912—1927年),江苏在省内运河治理上有所作为,又不尽如人意。本文对其治运概况作一简述。一、江苏运河治理的主要实践1.建立运河治理机构江苏治运机构在江北或者说里运河区域主要为江北运河工程局。1914年,在江北大旱、运河干涸、航运断绝的背景下,江苏民政长韩国钧主导推动并召集里运河地区士绅会商兴办里运河系列工程,拟设筹浚江北运河工程局,主要负责里运河流域的治理,由韩国钧任命江苏省政府内务司长马士杰任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