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冲击下民国史学风气的嬗变

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随西学的风向而动。兰克式实证史学的传入和流行,煽起史料考证之风,塑造了在民国时期占据主流的史料学派。西方汉学特别是欧洲正统汉学的诱导和示范,使中国史学研究的领域、材料和方法出现重大调整。西学自身发生的蜕变,美国"新史学"的涌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上升、美国中国学的萌芽,也孕育和推动着中国史学不断变革。

民国史学与宋学——以陈垣先生为例

民国史学受清学影响,也受宋学特别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此在"七七事变"之后,表现得最为明显,最为典型的史学家与史书是陈垣先生及其所著《通鉴胡注表微》。陈垣早期学术受清学影响较大,实事求是,精益求精;抗战爆发后,学术方向转变,由清学转向宋学,通史以致用,撰著《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和《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论证其爱国思想;抗战后期,始撰《通鉴胡注表微》,立足抗战爱国,发掘胡三省《通鉴》注中微言大义,陈古证今,论证国家至上与秉持民族大义的道理,由考证以通义理,重节义,为学经世致用,济物利民,重视文献、掌故与考据,以清学考据为工具,以南宋史学为归宿,使陈垣抗战史学得到了一个完美总结。

重返历史现场:认识民国史学的一个新维度

学术界一直较为重视对民国时期一流史家的研究,稍后又注重对扬名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家在民国时期取得成就的探讨。在这两种研究路径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被遮蔽的史家群体,他们不及民国学界那些一流史家耀眼,也没有新中国成立后那些史家炫目的光环。但是,他们在民国时期取得的学术成就,确系推动民国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由于受到前两种研究倾向的影响,致使他们在民国学术版图中的地位不断被挤压。因此有必要重返历史现场,揭示他们治史的成就、方法与影响,"复原"他们在民国学术版图中的地位。以民国时期专研明史的王崇武为样本,可以管窥这类学人在民国学术生态中的实景。这一研究虽以个案为基础,但研究的旨趣在于将个案辐射到与他具有关联性的民国学人及其学术,从而使我们能够对民国史学产生一种网状认知,这对于从整体视角审视民国史学的生态面貌无疑是有益的。

民国时期的唯物史观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历史的观念不尽合理,但观念总是在历史地发展。民国时期的唯物史观史学是不断发展的。既然有发展,就必然会存在很多缺陷。如在其发展初期就常会出现观念和公式的套用和强加,史料引用也不够严谨。到社会史论战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转换。以至于一些标榜唯物史观研究的史学作品,在传世性和严谨性上,反而不如那些仅仅视唯物史观为学术观点之一种的史学作品。这与作为唯物史观史学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者矢志追求其作品的现实革命价值有关。一定时期内,史学研究者会面临学术价值追求或社会价值追求的两难选择。民国时代唯物史观史学研究者在其中选择了后者,挖掘了史学作品的社会动员意义的同时,却也带来了学术性的缺损。

齐思和与现代新史学之建立

齐思和是中国现代新史学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之一,其识见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梁启超、胡适、傅斯年、何炳松诸人。齐思和准确判别现代史学发展趋势,将西方史学最新的理念方法传输国内。在此基础上,齐思和对历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国史改造的途径和步骤、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做出具体阐述,构建起一套相对系统的史学方法论体系。齐思和对民国史学的发展动态进行了即时评议,梳理总结新史学的脉络和得失,指示其发展方向。齐思和对西方史学潮流的体认和对中国史学现状的把握相互呼应,折射出20世纪史学新旧转换的必然归趋。

朱希祖和他的《中国史学通论》——兼评商务版《中国史学通论》

朱希祖是民国时期的一位重要史学家,他主持北京大学史学系、中央大学史学系长达17年,对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中国史学通论》是最早的中国史学史讲义,从中国史学的起源、史书体裁的角度论述中国史学史。该书以文言写成,言简意赅,论述史书繁富。其中对书记官与历史官的区分,以及以西方史学理论揭示中国史学之进化,颇具真知灼见。2015年商务印书馆再版该书,增加附录和补编,校对精细,系目前最完善之本。

民国时期历史研究的艰难与困境

民国时期,历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一方面涌现出了一批旧学深厚且学贯中西的优秀史家;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建立起了一些现代意义的史学研究机构。以傅斯年、陈寅恪为首的一批民国学人追求客观、严谨的学术研究,努力摆脱政治的牵绊,致力于建立一个纯粹的学术社会。但是,政治局势的变化(尤其是民族危机的加剧)时时刻刻影响着学术研究的发展。把他们建立学术王国的梦想击得粉粹。傅斯年、陈寅恪等人建立学术社会的努力虽然在当时屡受挫折,但是他们的作品却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成为中国学术的奠基之作。

梁方仲与明清档案的整理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转向浪潮中,老一辈学人陶孟和,春风化雨,兼容并蓄,为同仁们苦心擘画良好的学术环境。梁方仲、汤象龙、吴晗等史学新辈,参与明清档案的整理,自1930年至1937年倾力抄录明清财政经济史料,冀于二百年之中国经济发展作有系统的研究。他们创办史学研究会,阐释"新史学",开创出独具特色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实践道路。

检讨《古史辨》学理基础的一项早期尝试

罗香林有一篇少为人知的旧文,检讨了《古史辨》的学理基础。对该文进行简略的考察分析,可以看出"古史辨"学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些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演变。也可见中国史学界在思考一些史学的基本问题上,已达到相当的高度。

唯物史观与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唯物史观既是一种认识历史的武器,也是改造现实社会的革命理论。它自20世纪初入传中国后,以其自身具有的科学性和顽强生命力,在民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自然,由于人们对这一理论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存在差异,使之在实践领域往往会形成不同的层次和流派,从而增加了这一社会文化表象的复杂性。因此,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对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影响,至少应从两个层面加以把握: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成长及其活动;二是唯物史观在各史学实践领域的表现。前者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和主体力量,后者则标示着该史学思潮在学术界的实际影响力。两者的联系和区别,都应受到关注。

民国学者对明代锦衣卫史学形象的阐释与书写

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近代急速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关于明代锦衣卫的研究上,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呈现了从传统叙事向近代分析、从赞颂帝制向反对帝制的转型过程。明代史籍对锦衣卫的记载,虽然应用了编年、典制、史志和笔记体的不同体裁,但叙事的性质则完全相同,官史多从正面予以陈述。民国对锦衣卫的研究,形式上出现了研究论文和章节体专著、讲义;内容上以理论分析为导向、直击锦衣卫"特务机构"的性质以及其为专制独裁服务的实质。当然,民国学者批判锦衣卫时,似乎亦取径于明代野史对锦衣卫的负面评价,说明在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不仅受到来自西方分析史学的影响,同时也受惠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某种滋养。

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学术个性之比较

梁启超、胡适、郭沫若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具有坐标意义的学者。他们都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旨趣,在多个学术领域尽显才华,是"球形的发展"式的天才学者。他们均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其中的同异,与他们的个人气质、经学倾向、求学经历、政治观点等,均有紧密的联系。

姚名达学行事迹考略

姚名达作为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著作有《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文化小史》等10余种。姚名达学行事迹中如曾为北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之得失、创办女子书店之宗旨、为"三民主义历史学者"等,是学者较少评述的几个问题。

陆丹林及其近代人物研究

民国时期的近代史研究一直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当主流学者都集中精力于上古、中古史研究时,一些非主流学者则担负起近代史研究的重任,陆丹林即是其中之一。他以史料搜集和考证为根本,结合传统史学方法,对近代人物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虽著述不多,但其对近代人物的研究方法和史实重建,均对当今人物研究有借鉴意义。通过对陆丹林的史学和人物研究进行论述,不仅能改变其以往的文人形象,更能从一个侧面展现民国史学的多面性。

影响民国史家书写“民族问题”的三个因素——从吕思勉对傅斯年与顾颉刚的批评说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吕思勉先是批评傅斯年在书写东北族群历史时“隐讳而不能尽言”,后又批评顾颉刚关于“民族”“汉族”等概念不宜使用的观点。吕思勉对傅斯年与顾颉刚的批评,反映出影响民国史家书写“民族问题”的三个因素:族群认识差异、概念含义混乱和现实需求。考察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历程可知,这三个因素对“民族问题”研究与书写的影响,一直贯穿到当下。在中国现代历史书写这个研究主题上,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影响历史书写的因素进行分析,还有很大的掘进空间。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撰定过程小考

透过陈寅恪书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具有相对复杂的撰定过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主要成于昆明、香港地区两地,撰写时间在1939年秋至1940年6月之间。《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发轫于1939年秋陈寅恪在昆明西南联大史学系讲授“隋唐制度渊源论”,主体诸章在1939年11月以后开始陆续撰写。《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具体文稿主要存在四章本、七章本、八章本的分殊。四章本以《刑律》章收尾,约成于1940年初;七章本成于1940年4月,即《附论》所署具体时间,未收《兵制》章;八章本收录《兵制》章,为最终定本,约成于1940年6月至7月初。由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书稿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为日军烧毁,在1943年书稿交付重庆商务印书馆付印之前,《财政》章文末又增入追记。

“以其所得相辅助”:郭沫若与“古史辨运动”的学术关联

唯物史观派与史料考订派之间的关系是民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探讨郭沫若与“古史辨运动”之间的学术关联,可以为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例证。在运动兴起之际,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对顾颉刚提出的“层累说”与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标准予以肯定、支持。运动转向经学研究与“诸子丛考”之后,郭沫若又主动介入讨论,并在“古史辨”学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尚书》《周易》《老子》《韩非子》等书或书中篇章的著者及其年代的一家之言,进而支援了运动的发展。在运动回归古史再考辨后,顾颉刚又在郭沫若“禅让说”新解的“刺激”下撰写了《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杨宽则择取其古史研究成果论证了自己的“神话演变分化说”。因此,郭沫若可以被视为“古史辨运动”中的一位重要外援参与者。准此而言,唯物史观派与史料考订派之间虽然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仍然不乏一定的共同性和关联性。

“古史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民国疑古思潮以及顾颉刚所引领的古史辨运动一直以来都是史学史和史学理论领域长盛不衰的研究课题,笔者主要从学术实践的层面解答“层累观”如何发展成为一场影响民国史学深远的革命——古史辨运动。“层累观”的萌芽和或将夭折的命运“层累观”是顾颉刚在相关学术实践活动中逐渐酝酿产生并发展成熟的。

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及其学术价值

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是20世纪由我国学者自己完成的具有现代形态和现代学术思想的最早的一部中国绘画史。这部著作是陈师曾在北京和济南讲学的讲稿。是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完成的，是其对中国画史深入思考和研究的结果。虽然这部著作在体例和有关内容方面都参考了日本学者中村不折和小鹿青云的《中国绘画史》。但亦多有独立思考。新增材料，提出诸多对于中国绘画史中相关问题的新见解。该著在借鉴中村不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形态的中国绘画史学科基本构架。对现代形态的中国绘画史和美术史学科建设。具有特定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