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人关于中小学图书馆的论述及其当代启示

民国时期(1912—1949),中小学图书馆伴随教育的现代化和图书馆事业的兴盛而产生、发展。许多民国学人注意到了中小学图书馆的重要性及中小学图书馆实践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并对其展开了论述。民国时期多有质疑中小学是否需要图书馆的声音,对此,民国学人从教育与图书馆、中小学校与图书馆、学校师生与图书馆3个方面展开,一一论证了创设中小学图书馆的必要性。面对中小学图书馆建设中的经费、建筑设备、组织、图书、服务与阅读指导问题,民国学人从现实出发论述了各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文章梳理、归纳民国学人论述中的观点、经验、建议,从中发现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并阐发对当代中小学图书馆发展的启示及对其建设的思考。

略论民国学人“书院精神”与“新式教育”融合思想

民国学人主张融书院精神于新式教育之中,在中国教育转型过程中充分发挥传统因素的某些积极作用,以此来弥补学校教育之弊,实现学术风气自由、民族文化重建等价值诉求。新式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然而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在中国教育近代转型过程中,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民国学人有关此方面的思想主张,至今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民国学人的学术史研究

民国时期,我国学术史研究的范式和领域较之清代大有扩展,既出现了梁启超、钱穆等学术史家,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成果。民国时期是我国学术史研究的承前启后、贯通中西的重要阶段。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学术史研究也受到了一定的制约。总结民国时期学术史研究的得失,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弘扬学术史研究的优良传统和促进新时代学术的发展。

民国学人对职教师资问题的反思与理想诉求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民国学人指出当时的职教师资存在三大问题:没有专门培养机关,导致师资紧缺;缺乏在职培训,致使教学效能不高;生存环境差,留不住人才。为解决这些问题,民国学人提出改革师范教育制度,培养合格职教师资;改革领导体制,促进职校运行专业化;加强在职培训,提高职教师资素养;改善生存环境,为职教师资提供发展空间等建议。民国学人对职教师资问题的探索与思考不仅推进了当时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亦为当前职业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民国学人对农业职业教育的反思与理想构建

通过调查,民国学人认为当时的农业职业教育存在诸多严重问题,研究缺乏、理论导向不明确,课程设置、教材、教法等不适合实际需要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明确办学目的、改革课程设置、规范教材编写、严格训练师资、改善教学方法、扩大农业职教影响、增加经费投入等建议,力图构建理想的农业职业教育蓝图,以发挥职业教育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其设想虽然在当时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但也可为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旅行救国：民国学人对旅行事业的现代性话语构建——从《旅行杂志》的视角评说

"旅行"之于民国以降的中国而言是一项现代性事业。"旅行事业""游览产业"的概念在20世纪上半叶被纳入民国学人的国家现代性视域,他们对发展旅行事业之价值的探讨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增加外汇收入和发展地方经济;利于人之交谊及中国文化之推广;以国交亲善谋国际地位之提升;以旅行教育培养爱国热忱。究其原因,上述探讨是民国学人在抵御外辱和构建民族国家的双重政治话语下,挽救经济国难、重塑国际形象进而"获取近代国家资格"的一种现代性诉求,其话语构建之目标在于以旅行事业助成中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

西方话语影响下民国学人对发展旅行事业的理论构建

现代中国的旅行事业理论是在西方话语影响下产生的。1930年以降,民国学人广泛借鉴西方旅游话语,探讨发展国际入境旅行事业的方策。民国学人在近二十年的借鉴西方经验与探索本土化理论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对他国发展旅行事业的现象描述和经验总结阶段,对发展旅行事业的多重价值和宣传、招徕、接待等具体路径的探讨阶段,以佘贵棠《游览事业之理论与实际》为代表的发展旅行事业的本土化理论构建阶段。通过借鉴西方话语进而构建本土化的旅行发展理论,构成了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一个交叉注脚。

民国学人改造《明史》的研究趋向及其动因

鉴于清人对钦定《明史》的过度赞扬与有意回避,在晚清民国社会相对自由的环境下,民国学人明确指出了《明史》存在的不足,并以此为前提,产生了改造《明史》的想法。由于章太炎、陈守实、黄云眉、吴晗、孟森等对改造《明史》的相继推动,民国学人改造《明史》的个体观念逐渐形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研究趋向,进而他们提出了考证、补辑、整理、重编以及设计整体构想等改造方案。这一研究趋向的形成,并非只是基于《明史》评价这一前提,更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动因。这是对明末清初撰写明代史的承继,是乾嘉考据学者整理前代正史的继续;社会环境是促使其形成的重要因素,新材料的出现亦为其形成提供了可能。民国学人改造《明史》的研究趋向,经历了从民族主义的感性认识,向学术层面理性认知的转变,是民国社会、政治、文化交织互动的产物,有其自身的特点。

零碎感与系统化:民国学人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观察与整理

民国学人对传统文论的观感普遍负面,而这个负面的焦点即零碎而不系统。判定传统文论零碎容易,而收拾这零碎却不容易。对于无拯救传统文论意识的学人而言,当然是弃而不顾,但对于还有保存传统意识的学人而言,则不忍如此弃之,他们采取的行动是整理传统文论于零碎之中而欲使之呈现系统化或＂有统系＂的存在。这种拯救性的整理行为虽然具有了现代性,但是又遭到了尖锐的批评,被认为离传统文论真相愈来愈远。

马赫与民国时期中国学人的科学论(下)

马赫的科学批判、思维经济、因果性思想对民国学人很有影响。此外,他在科学摹写或科学描述方面也影响到民国学界。尤其是,民国学人对马赫哲学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现象论、实用主义、实证论或经验论、新实在论以至唯心论。其实,马赫的主导哲学是感觉经验论或要素一元论,尽管也含有其他成分,包括民国学人没有怎么提及的理性论和约定论,但决不是什么唯心论或观念论,本文对有关误解和曲解作了必要的辩驳和澄清。遗憾的是,民国学人对马赫没有全局性、整体性的研究,也没有针对某一专门论题的透彻分析,仅有一些局部的、零散的介绍或评论;对马赫丰富多彩的科学论贡献、斑驳陆离的思想风貌、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和古道热肠的人文情怀,也缺乏关照和领悟。

马赫与民国时期中国学人的科学论(上)

马赫的科学论论著风靡世界,为民国时期的学界所知悉。民国学人对马赫的学术贡献和哲学思想评价很高,对其科学论思想推崇最多的非思维经济原理莫属。此外,他们对于马赫的科学批判、因果律或因果性、科学摹写或科学描述思想也比较关注。

民国前期的学人与雁荡山——以1912-1937年为叙述时段

"雁荡山"因"山奇峰异,水多瀑曲"而"天下奇秀",致使文人墨客纷纷趋游。从时间上看,雁荡山旅游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进入民国以后,虽人迹减少,但仍有大批学人走进雁荡山,不仅给雁荡山留下了众多文化遗产,而且给雁荡山带来巨大影响:扩大了雁荡山的知名度;增添了雁荡山的人文景观;记存了雁荡山的原始风貌;促进了雁荡山的规划开发;揭开了雁荡山学人群体游序幕。

民国学人的公文白话化思想钩沉

在民国学人看来,公文白话化的渊源在于《尚书》,其前奏与背景则是白话文运动,进程则滞缓于文学。个中原因,既有语言因素,公文的程式结构与文言长期契合,白话一时难以取代;也有社会政治因素,标举文言在于维持精英主义的知识体制和特权阶层的文化霸权。其文白的分野标示着阶级的对抗与话语权力之争。

民国学人专题数据库构建及其学术特征分析——学术共同体视角

[目的/意义]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学术发展活跃期,现阶段有不少民国文献数据库,但都是些面向主题的专题库,而民国学人专题数据库是把基于领域面向主题的数据库升级为以人作为维度的专题数据库,体现出学术交流的特点。[方法/过程]从数据库整体框架、功能设计与实现方面介绍民国学人专题数据库,依托民国学人专题数据库,依次从学者组织机构、学术成果合著与引证行为等多维度揭示民国时期学术共同体的特点,最后引入时序分析方法,探究学者的科研行为随时间的变化特点。[结果/结论]实证表明,民国时期的学术共同体的变迁受外部政治氛围和内部组织流变影响,而通过对引入时序的学者合著与引证关系的梳理,发现学者对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热情持续增进,另外民国期间的学者倾向独立创作,民国之后的学者的合著行为才逐渐频繁。

民国期刊所见学人对西南土司问题的探究

中国历代王朝致力于缔造“大一统”的盛世,其为了整合边疆民族地区必然要采取因俗而治的治边政策。土司制度兴起于元代,在中国西南地区广泛存在。近代以来,列强扰边,内部动乱。与此同时,西方思潮的涌入,报刊业发展的繁荣促进民国的学术研究。土司问题关乎国家边疆稳定和政治革新,备受民国学人关注。因此许多学人纷纷于期刊杂志上发表研究西南土司制度、土司沿革、土司的主要特征等相关问题的文章,并展开对土司制度存废以及改土归流路径的争论。这些关于土司问题的研究虽存在瑕疵,但是有学术开创之功,为此后学者的土司研究提供了一些资料和方法。

民国学人的“维护”与“忧虑”——以白眉初所著《中华民国省区全志》为中心

20世纪上半叶,即从晚清到民国这一时段,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不仅"面临外部威胁,内部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产生了关于何为"中国"的焦虑。^(①)这一时期,中国不仅面临各列强的直接侵略,而且还在文化上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西学东渐的风潮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及文化思想,引起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结构的巨大转变,中国开始艰难且曲折的近代化历程。晚清以来,中国在外交活动中的频频失败,使得新型知识分子深切体会到将中国从半殖民状态下解放出来的迫切性,"救中国"进而成为他们抱持的一个时代总目标。^(②)

民国桐城派研究平议

民国时期,桐城派主要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呈现于研究的舞台。这一时期,文学革命派、仪征派、桐城派自身、纷争之外的学人等研究群体均对桐城派作出了多元探讨。对桐城派与八股文、阳湖派、宋学、汉学、新文学之关系等方面均进行了全面解读。虽然民国学人已跳脱儒家思想的范囿而展现了独立与理性的研究品格,但是在新旧思想的共同激荡下,他们对桐城派的评判往往体现出复杂的面向。

20世纪30年代学人对康藏教育研究之考察——以《康藏前锋》为中心

《康藏前锋》是20世纪30年代重要的藏学期刊,刊载了当时学人对于康藏地区教育研究的大量学术性文章,内容涉及康藏地区的教育现状、方针、政策以及师资教育、学校教育、宗教教育、社会教育等。学人们针砭时弊,结合康藏地区的环境,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理念,对国民政府整治康藏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迪昂与民国时期中国学人的科学论

就科学论的贡献和水准而言,迪昂丝毫不逊色于马赫、彭加勒和皮尔逊。可是,由于迪昂在学生时代推翻了学术权威贝特洛居功自傲的最大功原理,遭到这位大权在握者的打击报复,致使迪昂在生前和死后的半个多世纪都无法实至名归。因此,民国学人对迪昂的了解和评介不多,仅仅受到少数学人的注意,而且只涉及到科学理论的目的与结构、假设和自然秩序、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这几个很有限的论题,还误以为迪昂是观念论者。其实,迪昂是旗帜鲜明地反对观念论的;迪昂哲学是以本体论背景上的秩序实在论、方法论文脉内的科学工具论、认识论透视下的理论整体论为网络,编织而成的斑驳陆离、别出机杼的多元张力哲学或多元张力论(pluralistic tensionalism)。中国学界与世界学界大体同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才开始下工夫研究迪昂,陆续有论文和专著问世,弥补了民国学人的缺憾。

民国理科学人的人文情怀——以数学家黄际遇为例

清末西式分科治学制度的引入,使近代知识人由崇尚"君子不器"的全才开始向"术有专攻"的专才演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包含众多的专门学科,形成了独立的学术空间。不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专而通的跨学科人才仍不乏其例,数学家黄际遇便是其中显者。从新出版的《黄际遇日记》可以看出,黄氏一方面以数学为业,有专业学者的精慎,另一方面广泛涉猎文学、史学等领域且有不俗造诣,不失传统文人的风采意气,体现出近代学术体系转型过渡期"博通"与"专精"并行不悖的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在当今倡导专业考核机制改革之际,仍然值得学界回味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