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说话 用史实发言——“《民国档案》创刊35周年暨民国学术史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老舍先生说:“北京的春风似乎不是把春天送来,而是狂暴地要把春天吹跑。”南京的秋天仿佛也异曲同工!一场稀松平常的雨,几天之内就把满街的衬衫换成了毛衣和棉外套。然而,就在瑟瑟风雨中,于11月21—22日在宁召开的“《民国档案》创刊35周年暨民国学术史研讨会”却异常火爆。

文献整理与钱基博研究——上海大学学术讲座

文章为傅宏星2011年11月30日在上海大学文学院所作的专题讲座,原题"钱基博与中国文化"。讲座由陈勇教授主持,张京华教授一同参加了讲座。录音整理邓盼,整理稿经过本人修改。

书介卞孝萱:《现代国学大师学记》

卞孝萱先生在《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中概述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的治学美意,表述国学大师治学得失,开拓研究现代国学大师的范围,提出甚多值得研究的民国学术史的课题。他虽师事有关大师,评论却不讳其失,论述观点为前人未导。该著可开拓研究现代国学大师群体的视野,不独是个人自述,也是半部民国学术史。

孙德谦及其诸子学

孙德谦为清末民初之际值得特别关注的学者之一。孙氏有见于政体之失,而道体不可以失,故而竭力延展旧学,大治目录之学、实斋之学、诸子之学,成就卓异。其学术根基皆自"笃信章实斋"而发,治学谨于天人之道,前后经历了所谓"谭道广平"时期和"海上三子"时期,赖以开启民国一代之学术。

近百年学者误读古代文明举隅

古人"文献"二字,"文"谓文字,"献"谓贤人。古代学术之传承,一赖书籍,一赖师承。经学古文一派恪守科斗旧典,注重训诂,提倡实事求是;今文一派以口耳相传,其后不得已而著书,仍注重微言大义,提倡经世致用。清代衍为汉学、宋学,"汉学具有根柢,宋学具有精微"。近百年来学者隔断传统,厌弃经典,上不能通大义,下不能明训诂。虽然古书还偶有援引,古人观念也偶有借用,但往往自说自话,字面虽同,含义却不衔接,甚至有截然相反者,实则为对古代文明的误读。误读分为两个方面:一为不明文字训诂,书体书例,乃至于不通上下句便解章义,造成对古代文献的误读;一为不通古人学术宗旨,不能知人论世,乃至于利用古人替自己说话,造成对古人观念的误读。

王献唐先生与齐鲁文化研究

王献唐先生是民国时期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 ,长期从事、负责山东省的文物典籍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作为一代著名学者 ,面对战乱频仍、斯文扫地的局面 ,王献唐先生不辞辛苦 ,忘我工作 ,为齐鲁文化的保护和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民国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民国词话的特点及其价值

近现代以来学者对词话整理与研究虽然成果已相当丰富,但是目前对"民国词话"的全面整理与研究还未提上日程。而民国时期不仅是词体创作的又一辉煌阶段,也是词话史发展的又一蓬勃阶段。民国词话"型"态多样,既有杂乱与因袭的一面,也有精审与新创的一面,报纸杂志化显著为其异于前代的独特之处。民国词话于词史、词艺、词论、词学理论与批评、词学文献以及文学、文化等方面有重要价值。对民国词话的全面整理与研究,不仅对扩充词学文献资料、拓宽词学理论研究领域极具价值,还有利于民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民国时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弘扬,有利于民国学术史的整理与研究。

王献唐与董作宾学术交谊述论

王献唐与董作宾的学术交谊贯穿于20世纪30、40年代,两位学术巨擘基于山东古迹研究会相识而相知。在这一学术机构运作期间,他们共同商讨山东古迹研究会会址,协商有关滕县安上村遗址的发掘事宜,处理山东古迹研究会会务,尽职尽责,为山东古迹研究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南迁及寓居四川时期,他们因为探究殷商史而产生学术交集,共同推助了屈万里的学术研究。而相互敬仰挚友的学术创获,在动荡时局中谱写了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遵循由田野发掘到历史求证的学术理路,是二者学术合作的深层次原因。这一学术交谊,揭示出现代学术研究需要践行集众研究的模式,从而真实反映了民国学术的生态,也为现代研究者树立使命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吴宓、陈寅恪与胡适、傅斯年之关系--以《吴宓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吴宓与陈寅恪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相知相惜、维持终生可传为佳话的那种忠诚的友谊;傅斯年与胡适的友谊也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在这两对关系中,前者在人们看来属于本位文化保守知识分子群体,后者属于与之对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分析此四人及两对之关系,可以考察与透视民国时期不同类型和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由于《吴宓日记》记事的系统性、连续性尤其吴宓在此四人关系中的特殊性,为我们考察上述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珍贵的视角。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边疆和边政研究--李绍明先生访谈录

2008年11月17日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王利平和西南民族大学的张原、汤芸博士就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边政实践与知识生产等问题对李绍明先生进行了专访。在近三个小时的访谈中,李绍明先生系统地回顾了20世纪前半叶的边政实践与政治环境,不同背景的学者们的学术旨趣与现实关怀的关系,并且从学术史的角度,强调了民国边疆研究的学术传承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