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视野下的民国报业现代化——以苏州报讼为例

报业现代化是各种要素共同作用的融合式现代化,其中媒体与法律的良性互动是促推报业现代化的动力。在现代化过程中,民国苏州报馆遭遇各种法律纠纷。在应诉过程中,报馆认真思量新闻专业主义伸张和市民权益保障之间的法律距离,确认言论表达的责任与权利的适当关系,将法律调节机制纳入报业运营机制,形成利用法律维护利益的自觉意识,从而在“认识现代化”“业务现代化”“机制现代化”三个方面推进报业现代化。这也为当前依法治国背景下提升传媒法律意识、正确处理媒体与社会关系、推动报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镜鉴。

火车通行与民国报业的发展

历史上,交通运输与信息传播密不可分,火车曾对报业产生过重要影响。火车提供的便捷,不仅让记者在采访、写作、传稿等方面受益,还为报纸的印刷、发行、零售提供了原料、空间和渠道,是报业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章通过对民国新闻史料的发掘,从信息的采集与传递两个角度,考察了火车给报业带来的影响,进而确证了传播(communication)与运输(transportation)密不可分的关系。

被想象的“异度空间”:西方视野中的民国报业图景——20世纪上半叶英文报纸相关议题研究

迄今为止民国报业研究大都集中于中文史料的挖掘和利用,文章以20世纪上半叶英文报纸为载具,探讨西方视野中的民国报业图景,有助于拓展、深化民国报业研究。研究发现,藉由中西比较的文本策略,外报建构了一套引领者—落伍者、启蒙者—被启蒙者和拯救者—被拯救者的二元对立话语体系,西方视野中的民国报业图景映射的并非一个确定的、真实的中国,而是一个飘浮在梦幻与现实之间的“异度空间”,是寄寓着西方殖民主义集体记忆的想象性场域。因此重新审视外报对民国报业的言说,既要避免以跨文化误读的必然性为由,遮蔽和否定西方的历史虚无主义,又要保持足够的文化自觉,且树立明确的激活传统的意识。

民国时期中国报业的“偏枯”与纠偏

民国时期,中国报业经历了"偏枯——局部缓解——偏枯"的发展过程。报界有识之士几经努力,试图阻止这种日益加深的趋势,但未获成功。考其原因,在于早期外人近代报刊的布点决定了后来报纸的发展格局;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影响了近代经济乃至报业的区域分布;政府对报业整体布局缺乏清醒的认识,听任其自由发展。归根结蒂,只有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教育取得长足进步和均衡发展,才能根本解决报业偏枯问题。

民国时期报业发展与彼时信息需求

以1935年复旦大学举办的"世界报纸博览会"纪念刊《报展》为分析文本,发现收录的文章集中关注中国报业的发展方向问题。在植根本土、放眼国际的思想上,主要探索出了报纸的小型化、地方化与国际化三条道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众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对中国报业的发展亦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张竹平脱离“四社”史事考辨

1934年8月,《时事新报》因不服新闻检查、刊发失实报道,被蒋介石下令禁止邮寄。《大陆报》随后也因夹带《时事新报》发行被一并停寄。两报长期禁邮,导致“四社”亏损甚巨,负债累累。国民党当局还策动两报总编辑辞职,向张竹平施加更大压力。在官方一再打压下,张竹平被迫辞去“四社”总经理职务,将其股权全部让渡给孔祥熙,与“四社”脱离关系。蒋介石之所以严厉制裁张竹平,一是要惩一儆百,遏抑报界屡禁不止的违检现象;二是借机攘夺“四社”,使之成为国民党掌控的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