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学是否发展出“中国学派”:以政治制度研究领域为例

民国时期,政治制度研究领域的学人群体,既存在学缘和业缘联系,又装备了大致相同的研究工具,似已具备成立学术流派的基本条件。但因受到现实政治牵引,同时缺少能够集合同志的学术领袖,所以,一方面,该群体成员之间关系颇为松散,未能建立起团结紧密的研究团队;另一方面,为群体成员所分享的研究范式宽泛而隐微,且没有提炼出中国化的分析概念或理论学说,在群体成员中难以发挥强大的思想号召力和学术凝聚力。因此,该学人群体仅构成一种弱意义学术共同体,还没有充分发展成为民国政治学的“中国学派”。

首都营造与民国政治:南京《首都计划》研究

作为复兴民族和重新建国的象征,国民政府对首都南京的城市建设极为重视,为此专事成立相关机构制订首都发展规划。然而,受政治因素影响,首都规划的制定过程异常复杂。不仅负责首都设计的政府主体发生改变,就连承揽具体规划设计工作的政府机关亦受党国高层权力倾轧影响而发生更迭。在首都计划的最终文本中,国家亦大量植入党化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事实证明,国民政府的城市现代化努力,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实际上也是封建时代加强统治和区分异己这一古老政治传统的现代延续。

市井生存与民国政治的沟通:想象天津的一种方式

军阀时代的中国是一个乱世;权力分割、文化混杂的天津是一个"乱市"。乱世与乱市的碰撞,催长了天津市井的活力和能量,市井社会为身份区隔和文化分野的人物提供了碰头的通道。朝野、中外、官商、新旧势力沟通或冲突的需要,把市井人物卷入时代潮势或城市事件中,使之身不由己或始料未及地卷入了国家大事和民族政治。对旧天津文化品格的体认,规约着新时期作家想象天津的方式。在想象天津的新时期小说中,市井人物得以掺合社会权力的运作和城市形象的建构,市井叙事得以触碰、窥探天津,甚至国家的权谋机变和内外纷争,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述由此呈现出特别的形态。无论天津闲人被政治拨弄,还是天津能人拨弄政治,都使得对天津形象和民国社会的建构走向了市井传奇。市井生存和民国政治的联结叙事,让津味小说呈现出漫漶的奇特风格。

庐山与民国政治

在民国史上,庐山是民国名人的聚居胜地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政治中心。其间发生的政治活动,性质并不一致,内容丰富多彩,但都与庐山这一特定地域相联结,常常表达出民国历史的时代主题和中心思考,在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相当独特的作用,成为民国一定时期政治生活的重要场景、运作空间乃至话语表达,形成了独特的"山缘政治"现象。这一现象,由民国政治特色、政治需求、环境条件和个人喜爱等多种因素所共同决定。

制度精神培养之重要性与途径——民国政治学人刘廼诚政治思想研究

刘廼诚是一位1931年便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36年获任国立武汉大学政治系主任的非常有学术造诣的民国政治学人。其《比较政治制度》被收入《民国丛书》,《比较市政学》属国立武汉大学丛书,而至今只有抗战土纸本的《政治建设与制度精神》,其实是最能反映其政治思想与政治理想的一本学术著作,该书集中阐述作者有关"制度精神之培养"的诸多独到见解,包括:提出"制度精神"这一概念并把它与"制度观念"这个相近而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加以区别使用;阐述制度精神之培养的至关重要性以及制度精神培养的途径;指出制度精神之养成非一朝一夕所能臻效,对政制的维护如果是维持其形式而破坏其精神,则"制度名存而实亡"。

中国佛教界对民国政治的参与——以1927—1937年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佛教界内部对于政治参与存在分歧,但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运作的政治事件、由派系之争引发的政治风潮及达赖班禅关系的协调,都有一定程度的参与。佛教界的政治参与,既有利于协调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有助于促进佛教界自身整顿和佛教复兴。

政治革命与社会自由:民国政治学持存的社会政治空间

从某种程度说,1930年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研究水平,涌现出一批优秀政治学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专著,并于1932年成立了中国政治学会。此种研究状态的持存自有其独特的社会政治空间。首先,社会自由促发民主革命的政治革命逻辑使任何当政者都不得不宣称政府的民主合法性;其次,教授治校和出版言论自由,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政治民主空间;最后,流动迁徙自由与相对优厚的教员薪俸,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社会自由的社会经济基础。

民主社会主义与民国政治——拉斯基在中国的影响

拉斯基与民国政、学界密切的学缘关系,使得民主社会主义在民国政治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影响不仅表现为张君劢、罗隆基等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国共两党之间谋求实现"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努力,也体现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体制内的一批学者型官员致力于探讨"新经济"政策,希望依靠政府权力进行政治经济改革,走出一条兼顾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新路"。

民国政治的冲突与变异——基于政治学的逻辑分析

当前,学界关于民国政治的研究多集中在史学领域,对其背后政治逻辑的变化关注不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步阶段,民国政治与传统政治之间产生了冲突和变异,中西政治和文化资源没有被合理地整合到新建立的政治体制中,而是在经过共和体制和军阀体制之后,最终导致了专制体制的新形态——党国体制,这不仅与民初政治改革的期待相左,与晚清新政相比也是一种倒退。这种体制变迁背后的政治逻辑及其本质,是对民国政治开展政治学研究的起点问题。

中国佛教界对民国政治的参与——以1927—1937年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佛教界内部对于政治参与存在分歧,但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运作的政治事件、由派系之争引发的政治风潮及达赖班禅关系的协调,都有一定程度的参与。佛教界的政治参与,既有利于协调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有助于促进佛教界自身的整顿和佛教的复兴。

民国政治的缩影——评《废约运动与民国政治(1919—1931)》

民国政治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集合体。我们习惯将中华民国定性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生活在这个时常风云突变时代的国民，尤其是各阶层的精英，便把反帝反封建作为拯救中华民族的重任。然而无论是革命的、反革命的，或是军阀的，背后都有太多扯不清的“外国因素”。国与国之间的条约理应是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约定的，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革命”与“反革命”被扩大化为非常宽广层面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阶级较量。不同政党以及同一政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争夺并试图垄断对“革命”话语的诠释，

民国政治的一大毒瘤

民国是个非常奇怪的时代,一方面,它的政治构架是向西方学习的,行政、立法、司法一样不缺;另一方面那个时代又不讲规则,盛行政治谋杀,宋教仁案、史量才案、邓铿案都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暗杀案。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的时候,国民党并没有完全统一中国,清政权还拥有整个北方。袁世凯应南方政府的要求以清廷内阁总理的身份逼清帝退位,这才有了形式上的南北统一。袁世凯这样做有自己的私心，那就是南方政权答应事成之后让他做民国总统。不过，国民党人知道，袁世凯跟自己不是一路人，于是使出两招：一是要求袁世凯定都南京，以便随时看守袁世凯政权的一举一动；二是希望改原来的总统制为内阁制，让总理掌握实权。

行业社团与民国政治:1927—1931年间的海关华员联合会研究

北伐军进军上海前夕成立的海关华员联合会,是上海江海关内外班华员联合成立的行业组织,其最大诉求在于借助国内反帝爱国主义浪潮,改变中国近代海关中长期存在的华洋职权不等、待遇不均的现状,进而谋求收回关权。联合会在成立后,以革命组织自视,一方面配合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参与各类政治性集会和政治宣传,积极投身于要求关税自主运动,另一方面寄希望通过关税自主,改革海关旧有的人事及行政制度,进而改善群体待遇。然而,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关税自主”的实现,中国近代海关的“关制改革”也以维持旧有的外籍总税务司制度而告终,海关华员群体的政治诉求被国内外政治演变的浪潮所遮蔽,其组织也以解散而告终。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及对社会管控的收紧,北伐前后兴起的以反帝爱国主张为主要诉求的各类社会组织逐步转为注册登记的社团组织,各类自主性政治性活动也趋于式微,海关华员联合会可视为一典型个例。

国民政府时期的南京《首都计划》——一个民国首都的规划与政治

作为复兴民族和重新建国的象征,国民政府对首都南京的城市建设极为重视,为此专事成立相关机构制订首都发展规划。然而,受政治因素影响,首都规划的制定过程异常复杂。不仅负责首都设计的政府主体发生改变,就连承揽具体规划设计工作的政府机关亦受党国高层权力倾轧影响而发生更迭。在首都计划的最终文本中,国家亦大量植入党化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事实证明,国民政府的城市现代化努力,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实际上也是封建时代加强统治和区分异己这一古老政治传统的现代延续。

缔造新都:民国首都南京的城市设计与规划政治——以1928-1929年的首都规划为中心

作为复兴民族和重新建国的象征,国民政府对首都南京的营造建设极为重视,专事成立相关机构制订首都发展规划。然而首都规划的制定过程却频生变故。不仅负责首都设计的政府机关无故更迭,具体负责规划工作的设计单位亦受党国高层权力倾轧影响发生改变。受政治因素影响,党国还在《首都计划》的规划文本中有意识地植入党记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建筑意图。事实证明,国民政府对首都规划这种城市现代化的努力,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实际上也是封建时代加强统治和区分异己这一古老政治传统的现代延续。

民国政治与城市规划的地方互动:南京“中央政治区”选址的变更进程

1929年底《首都计划》制定出台后,原本在《首都计划》中已有定论的"中央政治区"选址问题,却因政治因素影响而重生变数。从"中央政治区"最终地点和设计方案的产生经过看,城市设计并不以技术性、艺术性、法制性和民主性等原则为据,而是以实力较量和权谋运用为依归,制定规划过程中"法治"的背后其实仍是操纵权力下的"人治",成为国民党统一中国后革命政权内部纷争剧变的一个缩影。事实说明,国民政府的城市现代化努力,其实并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同时也是封建时代加强统治和打击异己这一古老政治传统的现代延续而已。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政权建设——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

1932年1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开始合作,分任国家军事和行政最高首脑,由此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是南京国民政府一段相对稳定的统治时期,其基调是中央政府统治能力的加强和统治范围的扩大。本文综述了最近30多年来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从政府高层的合作和派系斗争、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方针的实施、中央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国民党政权对社会统治的巩固等方面,评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在这段时期里国家政权建设的举措和成果。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研究的梳理显示,最近10年来,许多学者已经在利用新出史料的实证研究基础上、逐渐摆脱了"革命史叙事"的束缚,展现出历史进程的丰富和复杂,并产生新的问题意识,其研究视野也从单纯的政治史拓展到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相关领域的互动,研究视角转向以国民党政权为主体,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为叙述主线。这些最新进展虽然还未形成完整的通史叙述,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国政治史研究范式转型的契机。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关于民国政治建设的思考路径分析——以《独立评论》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政治污浊不堪,如何使政治清明,便成为了《独立评论》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他们透过政治不良的表象分析其背后的根源,进而提出各自的对策性思考。虽说他们的主张不尽一致,但基本都聚焦在人、制度和舆论这三条路径上。

市井生存与民国政治的沟通：想象天津的一种方式

军阀时代的中国是一个乱世：权力分割、文化混杂的天津是一个“乱市”。乱世与乱市的碰撞，催长了天津市井的活力和能量，市井社会为身份区隔和文化分野的人物提供了碰头的通道。朝野、中外、官商、新旧势力沟通或冲突的需要，把市井人物卷入时代潮势或城市事件中。使之身不由己或始料未及地卷入了国家大事和民族政治。无论天津闲人被政治拨弄，还是天津能人拨弄政治，都使得对天津形象和民国社会的建构走向了市井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