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限度、挑战与理想--兼论作为学术增长点的“民国文学史”

近年来"重写文学史"波澜再兴。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在积累了丰厚经验的同时,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瓶颈,实际存在的学术障碍和诸多热点问题的探讨,比如西方理论的"话语牢笼"现象、国民教育与意识形态的影响等,既凸显了"重写"行为的混乱与无序,又蕴含着创新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民国文学史"是一个具有重大学术增值空间、富有包容性的开放性观念平台,凸显了尊重文学历史真实性、多维价值体系和历史发展的正义原则。当前的文学研究、文学史编撰,存在着过于偏离文学研究本身、学科内部分工过于细化、艺术和美学使命弱化、学术伦理意识薄弱等问题。只有回归"文学"基点,围绕发现、选择和品评杰作,统筹协调各项研究职能,才有可能实现"印证心灵,传承不朽"的学术使命。

重建文学史的概念谱系——以“民国文学史”概念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具有漂移性,不宜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范畴进入文学史叙述。相对而言,"民国文学史"概念不但内涵稳定,而且符合中国传统文学史叙事成规,因而显得更其有效。运用"民国文学史"指称1912—1949年的中国文学,不但能够避免"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运用的混乱,而且能将此前被弃置于文学史之外的文学现象纳入到文学史叙述之中,对于民国以来文学的历史分期、中国文学的学科划分以及文学史教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

近年来,民国文学史概念逐渐凸显出来,对其是否具有合法性,学术界尚有疑虑。其实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精神得以恢复的表征;现代文学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发生发展,其多元化格局、作家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与文体等都打上了深刻的民国烙印;遮蔽了民国视角,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与正面战场文学等重要的文学现象便得不到真实的反映与准确的评价。历史依据确凿存在,概念的合法性毋庸置疑。

论开展“民国文学史”研究的迫切性

中华民国文学史(简称"民国文学史",后同)被粗暴超越或不应遗忘半个多世纪了,文章作者从文学与政治关系、现有的文学史分期法失误、学术自由、中华民国史体系建树等方位予以分析,呼吁开展"民国文学史"研究,以弥补国内外此一领域的空白。

以“民国文学史”替代“新文学”史考

"新文学"在中国文化界流行了近100年,为文学界神话大厦之一。在笔者看来,因"新文学"自身缘故,大厦崩塌,而我们如潜入历史与文学内心与外部审视,对1912年1月1日-1949年10月1日文学予以解构与阐释,科学地取代"新文学"的应该是"民国文学史"。

论开展“民国文学史”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目前流行的"新文学"、"现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对中国文学的解构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本文指陈前述的文学史观缺点所在,从必要性、可行性角度,力举研究"民国文学史",以弥补半个多世纪以来,"民国文学史"被放逐,从而造成大中国文学史谱系断裂的历史性遗憾。

“民国文学史(1912-1949)”的概念辨析与理论整合——兼谈旧体诗文怎样入史

"民国文学史"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承继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反思与"重写"的学术思路而来。在讨论这一文学史概念的可能性时,我们需要重新反思近百年来现代文学史叙事背后的一系列带有价值坐标的思维定势,如以新旧论优劣、以雅俗论优劣、以文白论优劣、以中西论优劣等等。文学史写作,决定其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的选择、叙述与评判的,是其背后对整个文学史体系的理论建构。因此,想要突破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框架,重建"民国文学史"叙事的宏观图景,应该考虑从更系统、更理论化的层面上,引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学术史研究关于政治史、消费文化、学术场域等相关的研究,关注其与文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才能更好地呈现民国时期包括旧体诗文在内的文学生态原貌。

“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一直为"命名"的问题而反复推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如何看待"民国文学"阐释架构的合理性,不仅有助于解决文学史命名的难题,也将为"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创造新的可能。

民国文学史特点研究

作者运用比较研究法,把民国文学史置于中国历史空间,与过往朝代尤其是隋朝文学予以对比,缕析如文中所示的特点,为完整的民国文学史乃至中华民国史研究添砖,其终极目的在于科学地建树完美的中国文学体系。

民国叙事、民国认同与民国文学史构建:以台湾当代小说叙事为讨论对象

1949年之后的台湾当代小说叙事包含着浓重的民国认同。讨论台湾当代小说中的民国叙事与民国认同表述、民国认同在台湾当代小说中的位置与作用、台湾当代小说表现民国认同的方式、民国认同叙事与台湾当代认同生产的关联等内容,有利于揭示民国叙事、民国认同与民国文学史构建这三者的关系,进一步展现文学认同叙事与民国史观相互影响与生产的深层结构性,从文学认同与文学史构建的角度呼应文学史的民国断代与民国整体构架的观点。

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以南社群体(1912-1917)的文学创作活动为考察对象

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成为当前学者争论的焦点,尤其在分期上,将1912-1917的文学创作置之一个荒芜边缘,此时正是南社文学活动的高峰期,南社的文学创作影响到整个文学史的发展,是文学由古典向现代性转变的桥梁,成为民国文学史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现代性”的扩张与困惑——“民国文学史”叙写的另一种解读

"民国文学史"的写作与讨论成为近些年现当代文学学科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研究者们都想在固有的规范之外寻求和尝试新的研究方法,以期开拓新的研究空间。随着中国学界对"现代性"理论的研究、阐释再一次兴起,用"现代性"理论来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史"自然成了实现这一突破最重要的研究途径和方法论之一。试图展示"民国文学史"叙写与"现代性"理论复杂而密切的关系,从多个方面探讨二者的内在联系,从而寻求对"民国文学史"研究新的阐释方法和解读方式。

“民国文学史”著述的“民间”可能

“民国文学史”概念的提出是一次重要的文学史著述契机,有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学界的诸多问题,因此近年来的探讨一直热度不减。“民国文学史”下一步的著述实践应充分吸纳“民间写史”力量,或者借鉴“民间写史”方式,在史料选择、细节描述、语言运用等方面增加其“可读性”,使其摆脱以往文学史著作“千史一面”“单一繁荣”“单调重复”的局面。

比较的方法与历史的视野——论张中良教授的民国文学史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已成为具有完备成熟的学科体系的当下,张中良教授以其开阔的历史视野、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揭示了五四新文学与外来文学之间的多重联系,以还原历史的学术精神提出了民国史视角,并在此视角下进行民国文学史及抗战文学的研究,使现代文学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拓展了原有的研究版图,突破了既定的学科框架,使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成为可能。

论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当前关于民国旧体文学的研究日益兴起,但尚未有研究“民国旧体文学史”建构问题的论著出现。根据已有的文学史建构与撰著的方式,应当从历史纵观、分别横剖、综合研究这三种研究方式入手来建构民国旧体文学史。这不仅是对“五四”以来流行的文学观念的反拨与修正,也是对20世纪90年代提倡的“打通古今”“古代、现代会通”等学术思潮的回应与实践;不仅可以补充与拓展近代文学史领域,为近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提供新思路,还将为民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提供参照,以真正实现现代文学史专家一直要做到的“原生态”研究设想,刺激现代文学研究思维新变。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有利于诊断、发现与纠正当前文学史研究、撰著的误区,从而为现当代旧体文学史的建构以及当前“现当代诗词入史”的争论等问题提供解决路径与启示。

民国时期文学史中的鲁迅书写

民国时期不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鲁迅书写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早期少数文学史集中在对于鲁迅小说的印象式评价;中期文学史中的鲁迅作品得到多维丰富展示,鲁迅文学地位逐渐提升,思想家地位基本确立;后期文学史,鲁迅的"革命者气质"得以凸显,阶级论中革命者的形象初步形成。民国时期文学史中的鲁迅书写,是鲁迅文学史形象建构的重要环节与思想资源,体现了丰富的文学史观念与个性化的鲁迅映像,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鲁迅认知与鲁迅书写的重要传统,对我们全面认识鲁迅有着不可或缺的历史价值。民国时期文学史中的鲁迅书写大多无法跳出印象解读的局限,缺乏文学历史的宏大视野与较为科学的文学史系统。

对目前民国文学史话题的评析

民国文学史话题出现在学术界至今已有10余年,学人们主要透过"破"现代文学等史观以倾力于建树民国文学史观,但对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新文学等史观吸、弃关系,民国文学史解剖方式的实质、入史标准与内容评析者较少,本文试图对前述问题予以阐述,以求教于同仁。

“现代”的牢笼与文学史的建构——关于“民国文学史”的若干思考

"现代"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犹如紧箍咒。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与研究的根本悖论在于:研究对象范围的不断拓展、扩容对"现代"牢笼形成了冲击和挣脱,但研究者又不得不以"现代"之名对扩容对象进行重新阐释与收编。而近几年热议的民国文学(史)概念,特别是从大文学史重构角度倡导的民国文学史,使得超越这种悖论的文学史建构成为可能。

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提出“民国文学史”

民国文学史的提倡,是为了解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困局,更是为了秉承和追求"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人文理想。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一个共存秩序中脱颖而出并实现了自我的创生,但它风采与气度却与我们渐行渐远。民国,是当时全体中国人的民国,不是国民党的民国;民国精神,是当时全体中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在博弈中形成的一种可歌可泣的时代精神,是中国文学在民国时代的风骨与精神坐标。民国文学史观念是一个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编撰的顶层设计,是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二次革命"。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民国视角

20世纪20年代,周群玉、王羽等人的文学史撰写已有关于民国文学的概括。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撰写研究中的有些问题被放大和凸显,民国视角又一次引起研究者的热议,这是在价值重估影响下出现的。丁帆等倡导的"民国文学史",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从"性质"的区分中脱离出来,以空间视角关注民国时期的文学发展,有利于文学生态场的"还原",可以发掘出更多被遮蔽的文学现象,但忽略了历史书写的价值问题,概念内部存在矛盾。"民国文学机制"的提出,在释放文学生成细节的同时对左翼文学等形成新的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