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恶人偷袭”母题的民国武侠小说来源

梳理了金庸小说中的“恶人偷袭”母题,包括假托他事乘其不备偷袭行刺、比武情景下的偷袭暗算、为争夺剑谱秘笈与武林声名使用阴招等类型,并探究了这一母题的民国武侠小说来源:承续了民国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家赵焕亭、白羽作品中的“恶人偷袭”母题。指出对恶势力出阴招偷袭的提防是金庸在20世纪60年代初恶劣国际气候下的思考,也分析了上述母题与古代史传文学中刺客角色的关联,指出了金庸小说中这一母题的警示意旨、政治寓意与现实意义。

论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作《近代侠义英雄传》

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是现代武侠小说第一代的领军人物。他的《近代侠义英雄传》以霍元甲为贯串人物,以爱国的诚挚深情和民族的凛然正气为全书的魂魄,塑造了一代气贯长虹、铁骨铮铮的侠客义士、英雄豪杰群像。此作反帝而不排外,肯定西方文明而不媚外,形象地表现了中西文化的可互补性。作者不满足于"武艺"的表层描述,而是从"道"与"艺"、"德"与"武"的辩证关系入手,深入揭示了作为"武艺"内核的深层文化内涵,把"武艺"提升到"文化"层次进而提升到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融合的高度,堪称现代武侠小说的奠基之作与里程碑。

民国武侠小说中的理性个体回归仪式

"打出山门"故事母题,是武侠个体摆脱旧有族群窠臼,位移江湖世界的必行仪式。平江不肖生注重揭示确立夫妻关系,"女助男"是行动者成功脱身的关键。顾明道强调应预先了解机关木人设置内情;还珠楼主写出了武侠打破铜人阵,在"无序"现象中发现其"有序"内质。清代母题叙事熔铸传统木人铜人技巧,使复仇主体"复归自由身"超越"打出山门"旧有套路,此举就有了提高复仇技能(或寻得侠侣帮手),行使复仇伦理使命、完成家族大业的重要意义。而武侠叙事,也有赖木人机关(或替代物)而表现个体与族群、小家庭与大家族的关系,以及武侠青年成长母题。而女性由被动与辅佐变而为主动挑战成规,则是现代男女平权观念的文学再现。而该母题也是标志现代武侠文学之文类特征形成具有奠基性的若干"武侠要素"之一。

“叫化鸡”与“女易牙”:民国武侠小说中食物描写的社会结构功能

"叫化鸡"是丐侠和丐帮的一个身份标识,吃鸡也是江湖人角色身份的写照,彰显了豪爽义气及其江湖人际关系特点。"女易牙"则是指拥有高超烹饪技术的年轻女性,其貌虽丑但有才智,能像古代名厨那样获得当权者的信任与重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集团的凝聚力。然而,"女易牙"有另一番现代意味。传统"政治化"的优秀厨师,性别转化且变得江湖化,是将"女性"作为一种实惠的生态资源来享用,很大程度上与性、饮食及其烹调方式的"情绪记忆"有关。这昭示"吃鸡"、"贪吃"的"类化"特点,也暗示"敬老"文化习俗对老者的宽容、"美食"与"高超武功"对等价值交换的合理性。享受美食,也成为武侠人物社会身份的结构过程。

民国武侠小说的泛滥与《武侠党会编》的误评误导

民国武侠小说绝大多数粗制滥造、品位不高,它的泛滥成灾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严重教训。《武侠党会编》一书的编者推崇民国武侠小说是对中国新文学读者的一种误导。今天,我们理当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总结这一教训,对《武侠党会编》对民国武侠小说的误评误导作出理论上的批评和矫正,以开拓中国文学的新境界。

母性的绵延与缺位--民国武侠小说“兽养婴儿”母题的生态多样性

与平江不肖生相比,还珠楼主小说"兽养婴儿"母题更为复杂。前者关注动物基本生存能力的辅助作用,后者关注人与智慧动物的情性趋同。还珠楼主的小说取材清代小说,有两个突出意义指向:一是显示智慧动物能主动亲近人类,并尊重人类习性与习俗、价值判断与执着精神,以人类社会规范为标准,彰显母性绵延的历史记忆;二是暗示江湖世界(特别是荒原之中)女性资源的社会功能性匮乏。武侠小说"兽养婴儿"母题与久远的民俗观念"江湖异人必有神祐"有关;且神化大侠的幼年经历,也有神化其不凡禀赋的意图。"兽养婴儿"广为传播与母题多重组接,成为江湖中女性缺位社会问题的文学性表现。江湖世界"有情母兽"传奇,虽有时不免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窘境,但此类缺陷型人格有助于武侠世界生态多样性的表现。

论民国武侠小说中的宗教人物形象

佛道文化向来是武侠小说的重要资源,民国时期的社会转型语境中,武侠作家对宗教亦有借鉴,塑造出不少佛道人物形象。就审美意蕴而言,宗教人物形象传达了宗教思想,同时对儒家德性、民间伦理、现代观念等有所兼容;从艺术性来看,宗教人物形象除少数较有立体感外,其余多具有扁平化、符号化、模式化等特征。从文学史视角来看,该形象群总体多保守,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民国武侠小说的民间记忆

民国武侠小说的民间记忆散见于常规的文史著作和当下的网络文本中,它们反映了传统文化经由武侠小说对百年来中国人精神的影响。这种记忆至今犹存,说明传统文化的因子还在发挥作用。因此,对于民国武侠小说民间记忆的研究,便不是单纯的史实勾勒,或者为以往的武侠小说研究作史料上的补充,而是着眼于武侠小说记忆对人的精神成长的影响,重新思考武侠小说阅读与人的精神成长之间的关系。有鉴于此,把记忆研究引入民国武侠小说研究领域,首先会引起研究方法的革新(诸如口述史、田野调查等历史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其次新方法的使用无疑会拓展武侠小说的阐释空间,深化人们对武侠小说的认识。

对战败原因的历史反思--失街亭故事的民国武侠小说演绎

民初武侠小说“南向北赵”中的赵焕亭,对《三国演义》“失街亭”故事创新在于,守军激发了争水矛盾,增加了危机时“乱投医”的惊慌和“自救”拜神求水侥幸落空,败将老母的预言与悲哀。赵作更加生活化、丰富了危机时的应对心理、行为场景、失控细节,更近乎人情事理。赵作把败方将帅矛盾明朗化,展现应重视冷兵器时代作战的基本条件:保持士兵体能,尊重科学而反对求神、法术,强调倾听不同意见的必要。赵焕亭以蜀汉比满清,惜憾兴乱反清集团将领的骄纵、无能及其内耗,将战败责任上归,带有一种难得的历史反思意味。

从向恺然看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评韩倚松《平江不肖生: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

晚清民国时期,通俗小说的发展如火如荼,韩倚松以平江不肖生及其作品为研究切入口,探索武侠小说在转型时期的表现和相关现象产生的原因。韩倚松从微观角度出发,用叙事学等理论研究平江不肖生作品的文本特征,总结出前现代小说的一些共性;从宏观角度观察市场、商业出版、印刷业发展对武侠小说及小说创作者的影响,绘制出民国时期武侠小说发展的立体版图。《平江不肖生: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一书还将作品中表现出的中国现代性置于世界现代性的经纬中,找到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

“龙蛇化剑”母题来源及文化自洽——从民国武侠小说仙怪母题谈起

明清龙蛇化剑母题,实为古代神物变形叙事,体现神物崇拜的丰富性与久远性。剑蛇(龙)互化常与帝王威灵有关。龙与水崇拜等的链接也常借助龙与剑互化故事,具有生态伦理意义。清末雌雄剑的传说,还体现出谪降世间的剑仙之传奇,增大仙凡互化能量。工具人格化为神物,与其神格化交织统一;血崇拜往往强化、印证了兵器的灵性。母题还具有预示作用,表示人物命运幸运或不幸的陡转;仙赐兵器损坏或失去即英雄生命将逝,等等,构成了相对完整的内在系统,构成明清以降小说与民俗文化互动的母题。龙蛇化剑与英雄神化的逆向呼应,展示出文化自洽的实践局限,以及母题叙事固化思维的元素化解构。

继承性与民间精神——百年前赵焕亭小说仿拟《水浒传》的文化史价值

赵焕亭小说仿拟水浒故事母题,在武侠文学视野中延续了《水浒传》的艺术生命。第一,仿拟女强人比武耍横:增加了男女混合的比武打斗,善于利用团伙优势挟制官府,与懦弱丈夫组合反暴等。第二,仿拟李逵对李鬼之辈的打假:赵作未忽视英雄的同情心,还注意到冒充者受银后的感恩心理,江湖黑店聚焦也有新开拓。第三,仿拟杨志卖刀:揭示出控方盯得紧、地区“健讼”风气、贪吏敲诈、讼师牵线等。第四,重写解珍解宝被夺猎物,侧重黑恶势力的吞占,突出了侠义英雄的纯粹利他、团体内部正邪纷争问题。水浒类话语再生产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也因这时代战争风云、外强欺凌和内在诸多困扰,使水浒类话语的含蕴有特定政治场域的针对性。

论金庸武侠小说对“侠情”的开拓

武侠小说开始有意识且以不同风格表现"侠情"始于民国时期,本文意在揭示从民国武侠小说到金庸武侠小说这一发展过程中情与侠的关系、表现人性的深度、情与武的关系三个维度上"侠情"表现的创新与变化。在"情"与"侠"的关系上,金庸所起的作用在于将"情"这一重要元素变为了必要元素;就写情的深度而言,没有停留在情节需要的层面,也未局限于类型文学的定式,而是从小说的基本功能入手,追求表现人性之真与深;情与武的关系是前金庸作家们很少涉及的领域,金庸的作品则新意迭出,写出了情能促武、武能佑情的情武交融的状态。

分有《水浒传》的“灵韵”:赵焕亭小说母题探析

1920年代,伴随着“水浒续书热”,河北旗人作家赵焕亭“重更名”式的仿拟、补白,丰富并强化了水浒精神的民间性和时代色彩。如仿拟酒店内解救灾民,被解救者比之《水浒传》更加危苦,或有时解救是误会;仿拟生辰纲被劫,更因有旧怨与用人方针等问题;仿拟武松打虎,却纠正了《水浒传》失真之误;仿拟劫法场而突出卖解女,成功后男女两个获救者都发生了巨大心理变化等。在分有《水浒传》原创“灵韵”的同时,更强化了故事的真实性,尊重接受主体对故事可信度的知情权、女性男性化的性别错位等。赵焕亭为此提供了早已被无数读者熟悉的先验参照,从借助仿拟故事母题契合读者的接受心理、心理暗示与联类取向,使报载小说得以连载扩散。其故事构思、审美营销的成功经验值得探讨。

“礼”与“非礼”：金庸《神雕侠侣》对武侠男性特质内涵的扩展创新

对中国文化中男性特质的研究,是非常晚近的事。对金庸《神雕侠侣》中杨过的褒贬,实质上跟对男性特质的看法密切相关。本文研究了民国武侠小说中男性特质"礼"的内涵的两个演变阶段,而将杨过置于开始不完全遵礼的"非礼"的第三阶段,从而重新界定了杨过这个人物形象的男性特质,阐述了金庸对于武侠小说男性特质内涵的扩展创新。

还珠楼主小说动物意象之生态伦理与抗暴寓意——以《边塞英雄谱》《天山飞侠》为中心

还珠楼主的创作体现出对民族传统的继承与忧国忧民的时代性,结合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其《边塞英雄谱》中的三个代表性动物意象,突出表现了还珠楼主"敬畏生命"的生态理想,马主要用来反衬英雄人物的侠义品质,狗代表坏人的凶恶,狒狒作为正派武侠的得力助手,也含有对未知力量的探求与担忧,三个意象与续篇《天山飞侠》构成了互文性。尤其狒狒形象属中国、非洲组合体,赋予了新的抗暴寓言意义,突出了还珠"寓爱国孝亲之旨"的寓言创作目的。特色动物寓言呈现了新疆与中原的不同和边塞英雄本色,展现了西域空间人与动物"共同体"的文化价值。

金庸小说的主题学研究与定位——刘卫英、王立《金庸小说母题及中外比较研究》读后

《金庸小说母题及中外比较研究》一书,从多种母题、主题、意象来探讨金庸小说的民族文学特征、民族文化内蕴生成以及外来佛经故事影响。注意在一个武侠文学传统的传承性链条上,发掘金庸小说的多重文化价值。在具体母题、意象的实证探究中,非常重视主题学理论方法的运用,拓展了主题学研究的视阈与空间,进一步验证和提升了主题学研究方法的学术意义与价值。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金庸小说母题研究——读刘卫英、王立教授《金庸小说母题及中外比较研究》

金庸小说作为中国武侠文学的重要一隅,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内涵和文化意蕴。刘卫英、王立教授《金庸小说母题及中外比较研究》一书从主题学研究方法入手,从16个母题和意象专题研究来阐释金庸小说中的深层意蕴以及某些人类学解读。不同于其他一般性金庸小说研究的论著的是:该书创新性地从部分母题的中外文学主题史来源、以及民国武侠小说代表作的介入等方面阐发,成为该书的重要特色。

现代性的凸显:论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

处在中西文明碰撞、新旧文化交融关节点上出现的《近代侠义英雄传》,是1920年代武侠小说的扛鼎之作,无论从其思想内容折射出的现代微光、对传统武侠元素的现代释义,还是从其艺术观念的现代革新等方面看,都充分显示了它在中国武侠小说现代性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还珠楼主“食人蚁”母题叙事及其生态隐喻

还珠楼主的食人蚁母题叙事,一是渲染蛮荒生态系统＂丛林法则＂的惊心动魄,生命体的大小与数量在资源掠夺中意义重大;二是展示食人蚁族群凶残、合群、贪食、神速传递信息,体现出集体智慧与合作的超凡能力。小金牛寨的人们,作为老金牛寨的边缘人,为了生存与＂赎罪＂,既要以＂强力＂应对狮子群、犀牛群、食人花和食人蚁,也要用＂知识＂对付邪恶的老妖巫。而食人蚁作为生存的劲敌,可以用水淹、击打、药草、火烧等传统方法应对,但无法根除。通过人蚁较量可以显现人性的善恶、知识的正邪,提升侠义精神的境界,但也暴露了＂以人为本＂传统生态观念的局限性,并进而反证＂自然的生命体＂意识更有利于生物链的互动互制、开放平衡,健康的生态体系才是理想的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