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育参与对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基于民国时期中国参与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的考察

20世纪初,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洪流的席卷下开启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现代体育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之际即被引以为“救国强种”的有效途径,并与政治紧密结合。借助文献资料,运用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基于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远东运动会及奥运会参与史,发现在民国时期通过国际体育参与,包括收回国人体育领导权、积极参与国际体育竞争等,强化了中国的独立自主意识,推动了民众参与国家政治议程,塑造了国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并借助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在争取国际合法权益、表达国家立场及输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等行动中推进了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外交进程,表达了参与国际事务、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

明清至民国时期汉水上游地区方志研究

汉水上游地区的汉中和安康,在明清至民国时期编纂了大量方志。由于自然环境不同,这些方志与陕西关中、陕北的方志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值得挖掘和探究。今天保存下来的方志,以清代数量为最多,其中康熙和光绪两朝编纂成果最为集中。由于大量官员和文士来到较为安宁的汉水上游地区,方志的主要纂修者身份、编纂体例等既有同时代其他地区方志的共性,又体现了汉水上游地域的特色。

晚清民国常武地区针灸医家挖掘和整理

晚清至民国时期,在常武地区,以费、马、巢、丁为代表的孟河医派,在中医的发展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四大医家均是以内外科而闻名于世。在同时期,常武地区同样走出了很多著名的针灸医家。文章通过整理和发掘,回溯常武地区走出的针灸医家的故事,研究其对针灸发展的主要贡献,丰富常武地区针灸学术史。

民国时期文献普查工作实践与思考——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为例

文章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对14 000余种民国时期文献开展普查工作的实践及经验为基础,介绍了民国时期文献普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如分阶段开展普查工作、编目实践中增加著录字段等,进而提出需要重视典藏史、重视文献的破损定级,将文献保护作为普查工作的第一要务的观点,并要从多方面培养普查人员的民国时期文献鉴藏能力,结合馆藏史开发馆藏以推进后期的文献保护和开发工作。

民国时期高校教学活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研究

民国时期,在相关政策与制度设计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是大学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入学考试及学生日常学业考评中,中华传统文化内容也是考核的重要方面,传统经典被列为教科书与参考书,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教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民国时期大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体现在教学考核、教科书编选以及课堂教学等方方面面,贯穿教学活动全过程。在西方文化强力东渐、传统文化遭受冲击之时,民国时期的大学没有摒弃本土立场,而是根据时代变化和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坚守且推动其发展,彰显出珍贵的文化自省和自信。

民国时期城市水上政区的建置过程

水域行政管理是近代中国,尤其是民国时期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民国时期城市水上政区的建置却是一个比较曲折复杂的过程。清末民初时期,城市尚未成为独立的行政区,主要通过设置水上警察机构进行城市水域管理;1921—1943年是城市型政区创立阶段,往往以水上警区充当水上政区;1943年新版《市组织法》颁布后,城市型政区初步完善,有不少城市正式设置了水上区、水上保和水上甲等三类水上政区,其中又以仅设置水上保与水上甲的城市居多,只有重庆、广州等个别城市设置有“区—保—甲”三级水上政区。水上政区普遍层级偏少、偏低的原因,一是因为水上人口规模相对有限,没必要设置较多层级的水上政区;二是与各地市政府普遍财政紧张,需要尽可能精简行政机构等情况密切相关。

向上的流动:晚清民国特殊发行群体“报童”的生存史脉

作为晚清民国时期特殊的发行群体,报童应时而生又应景而退,在社会帮扶、党校培养和自身向上的促动下,完成从出身难童的生存堪忧到邮发合一下的功成身退。在代际演化的过程中,报童们又完成了从生活的竞走者到社会的嘉惠者、从职业的隐匿者到报刊的发行者、从战争的卷入者到革命的帮扶者的向上社会流动,而支撑其向上流动发生的则要归于报童个体意识的觉醒与群体精神的形成。

民国时期自行车与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变迁研究(1927—1936)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各种西方消费品纷纷进入中国。西方先进的新式交通工具传入中国后,不仅改变了旧式交通工具的主导地位,也带来了传统社会观念与消费风尚的悄然变化。随着城市道路与交通设施的逐渐完善,自行车作为城市交通工具开始流行,不仅使人们的出行更加快捷、舒适、方便,而且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文化效应。那些有能力消费的社会阶层,把自行车当作日常生活的重要交通工具,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自行车也被有限地投入公用,成为邮差等部门的交通工具,提高了工作效率。自行车的进口,也促使自行车民族工业的发展,尽管产品仿制的过程在外来自行车的冲击下依然艰难。西方器物的进口,产生的文化冲击效应是非常直接的,不仅仅是外在改变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促进新行业的兴起,而且带来深层次的变化。这种消费品的供给,满足了经济发达城市市民的生活需求,提高了生活质量,也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影响。自行车可以视为一种物质文化符号,在传播过程中,自行车从奢侈品到逐渐融入日常百姓的社会生活之中,最后成了中国人特别喜爱的交通工具,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演变的缩影。

民国时期师范学校乡村教育课程设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帮助乡村教师候选人了解将要从事的乡村教育工作,乡村师范、高中师范科和部分高校专门开设了“乡村教育”课程。出于训练适合乡村需要的乡村教师的目标,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课程汇总了与乡村社会和乡村教育相关的各方面内容,强调乡村教师候选人应深入乡村进行实践,在课程实施中与农业类课程相辅相成。在当今的乡村教师培养过程中,应重新思考乡村教育课程的性质与定位,探寻开设乡村教育课程的可行性路径;主动适应乡村社会需求,培育乡村教师的特殊素养;积极联系乡村实际,增强课程教学的实践性。

地名治理与更名政治 ——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变

明清以来,北京的街巷地名基本上处于自主发展和多中心管理的状态中,既受到王朝政治和精英文化的影响,也为民间文化的发展保留了空间。进入民国以后,城市当局开始强化对街巷地名的“标准化”管理,同时又将地名管理与不动产登记相结合,形成精细治理城市空间的技术基础。城市当局还发动了对街巷地名的“雅化”、民族主义化和“地名革命”等运动,通过对街巷地名的政治化操作,将街头打造成意识形态展演的空间。但由于存在着各种限制性因素,城市当局对街巷地名的全盘整顿难以落到实处。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变,既展示了权力生产和行使的新方式,也反映出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走向。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资源分布研究

民国时期我国职业教育资源在国家政策等因素影响下,呈现出时间、空间及不同类型职业学校分布有所差异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地区分布不均衡但逐渐全面,集中于公立职业学校之中,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分布有所差异等。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资源分布是我国当前职业教育资源分布的基础,也为我国当前职业教育资源分布提供了相应镜鉴:承接分布传统,实现职业教育资源合理分布;完善国家顶层设计,均衡职业教育资源分布;优化职业教育资源供给,形成优质资源共享;加强专项建设,提高薄弱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国内外职业教育资源协同共建,引进国外职业教育资源。

近代读书会教育功能的需求分布、形式延展与价值回归——基于民国报纸的讨论

梳理民国报纸文献中的读书会主题史实,从组织者、对象、功能、举措等维度解析了近代读书会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三大功能,揭示了近代读书会在提升国民素质、深化学术研究、增进职业技能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宣扬爱国主义教育、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正面导向意义,同时辨析了国民政府借文化之名推动国内反动斗争及由此引发的关于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揭露了帝国主义借文化之名实施意识形态侵略的史实,并探索了新时代背景下以读书会推动进步共读、提升文化自信的教育实践方向。

民国时期吉林地域《伤寒论》的研究与应用——基于《医林》杂志研究的探讨

民国时期,吉林地域中医的发展受到了西医盛行的强烈的冲击,在中西医并存的发展的背景下,吉林地区的中医们传承并研究中医经典,在当时吉林地区出版发行的中医学杂志《医林》杂志中发表了大量的中医经典研究内容,其中以《伤寒论》研究的内容最为广泛,本文通过考证《医林》杂志中发表的《伤寒论》研究文献,认为当时的《伤寒论》研究文献具有篇目连载较多,内容连续强的特点,在研究内容上推崇原文,注重经典,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医汇通的特点,研究形式多样,代表了当时中医的学术发展水平,对于研究中医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税制理论对现实关怀的历史检视

民国时期正值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西方的现代化理念传入中国,促使国内各领域的理论不断丰富。作为民国时期财政学理论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租税理论在各方面因素影响下,与当时税制紧密交织,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进步性及现实关怀特色,也在近代税制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民国税制理论的建构与演化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在民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以现代性逻辑进行了理性愿景上的建构主义以及实践基础上的演化主义尝试,尤其是演化过程中之于现实的各种探究、提炼和总结,体现出较强的进步意义。对比考察民国三个时期的税制理论,并从所属时代及其探寻现代化过程中沿用理路的角度出发,解析其与税制改革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现实的税制改革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继承性与民间精神——百年前赵焕亭小说仿拟《水浒传》的文化史价值

赵焕亭小说仿拟水浒故事母题,在武侠文学视野中延续了《水浒传》的艺术生命。第一,仿拟女强人比武耍横:增加了男女混合的比武打斗,善于利用团伙优势挟制官府,与懦弱丈夫组合反暴等。第二,仿拟李逵对李鬼之辈的打假:赵作未忽视英雄的同情心,还注意到冒充者受银后的感恩心理,江湖黑店聚焦也有新开拓。第三,仿拟杨志卖刀:揭示出控方盯得紧、地区“健讼”风气、贪吏敲诈、讼师牵线等。第四,重写解珍解宝被夺猎物,侧重黑恶势力的吞占,突出了侠义英雄的纯粹利他、团体内部正邪纷争问题。水浒类话语再生产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也因这时代战争风云、外强欺凌和内在诸多困扰,使水浒类话语的含蕴有特定政治场域的针对性。

慢熟的土地:清末到民国的云南话剧文学(1913—1949年)

云南话剧文学的发展起步很早,经历了从萌芽到潮起、寂寞呐喊和学步模仿再到激情怒火中的爆发几个阶段,有学生的集体创作,也有个人的苦闷绝叫,还有时代催生的民族激情,更有民主大潮中的社会呐喊。云南话剧文学创作演出的构成分为本土剧作家的本土创作演出和外来剧作家在云南的“在地”创作演出。在这一时期里,云南现代话剧文学创作蹒跚地走向初步成型,耕耘中,远远守望着姗姗来迟的成熟。

民国前期《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述论

1913年,民国北京政府颁行了《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慈善捐赠方面的专门法规。它的出台既与辛亥革命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也反映出新式教育发展亟需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捐资兴学褒奖条例》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整规范对象、捐资兴学褒奖标准、给奖办法等方面,初颁后又三度修订相关条款,内容稍有变更,渐臻完善。为推进条例施行,中央和地方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诸如确立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出台具体的实施办法、规范与完善执法程序等,从而使其在民国前期得以顺利实施十余年,后为南京国民政府所继受。从成效上看,该条例激发了民众的慈善捐赠热情,使得捐资人数和款额总体呈增长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国教育事业尤其是基础教育的发展,改善了办学条件。

“史实”的考证与呈现——评赵盼超著作《民国初期(1912-1928)北京地区中国画研究》

民国初期(1912-1928)即“北洋时代”北京地区的美术史研究,以往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近些年来成了一个热点并诞生了很多新的成果,赵盼超新著《民国初期(1912-1928)北京地区中国画研究》即是其中之一。笔者认为,该著作有三个特点,首先是该书结构及行文清晰,以史料的客观性为基础展开论述,同时注重问题意识;其次是注重以“社会身份”的视角来对所论及人物进行讨论,将“人”放到政府、社团、学院等社会网络中来进行考察;再次是注重将艺术创作放到艺术传播的视角来进行考察。这部专著在具体的研究中将更多的重心倾注于影响制约艺术创作与艺术观念的诸多社会因素,从而提供给读者一个更为完整的艺术场域,以便更为全面地了解这一时期北京的美术状况。

爱国思潮影响下民国女性服装消费变革

国货运动从民族主义的角度促进了近代纺织业生产制度的变革,也从一定程度上构建了民族主义女性消费观。民国历史语境下女性消费的行为表现和民族主义影响下国货运动,是女性服装变革的内在因素,同时,消费文化多元也促进了旗袍选择转换之间的多样化。国货运动的影响使得民国女性消费文化被赋予民族主义色彩,服饰消费观念在爱国情怀和物美价廉之间游移,旗袍的款式变化由长到短再到长,对于服饰质料的选择由洋货逐渐向国货转变。另外以旗袍为代表的女性服饰消费变得多元,随着需求的增多旗袍的款式更替频繁。民国时期旗袍消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审美标准逐渐由“华洋”之争转变为中西合璧,以此促进了民族服饰文化的发展。

民国时期师范学校乡村教育教科书的编撰特点及启示

民国时期,随着乡村教育课程在乡村师范学校逐步开设,乡村教育教科书相继编撰出版。这一时期出版的乡村教育教科书特色鲜明,在编撰理念上凸显出引领实践、丰富理论的特点,编撰内容上显现出立足乡土、全面探究的特征,编撰视角上体现出取法中外、跨越学科的特色。民国时期的乡村教科书编写对当今构建乡村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和编写相关教科书具有重要启示:明确乡村教师的公共使命,为乡村振兴贡献教育力量;立足时代需求和乡村实际,构建多维度的乡村教育内容体系;探索理论研修与实践调查相融合的路径,改善新生代乡村教师候选人的学习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