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空间与运作要素: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破格聘任的特点及启示

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破格聘任制度是指对未达到任职大学教师所需的文凭门槛,但有足够任职能力者如何得到聘任的制度安排。破格聘任对象主要包括大学以下学历者、游学未获学历者、科举秀才者三类。这个时期中央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及大学所颁布的教师资格法规及其对教师聘任权的规定,均为文凭不足者被破格聘任为大学教师留有适量制度空间。在运作层面,新式人才匮乏是破格聘任制度的外在人才市场环境要素,施聘者公心选才与受聘者的学术能力是破格聘任制度良性运作的内在要素,社会关系资本是破格聘任制度运作过程中的中介要素,大学拥有的学术权力及与其适配的行政权力是破格聘任得以实现的制度要素。破格聘任制度为特殊人才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渠道,避免了选聘制度刚性化可能会将一些特殊人才排斥在外的弊端。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破格聘任的制度与实践对当今中国高等院校选拔及破格聘任特殊人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建教合作政策的生成与转化——话语分析的视角

建教合作政策是产教融合政策的前身之一,话语分析是解构它的准备、生产与消费谱系的可行方法。在话语准备中,民国时期的特殊社会语境赋予建教学校、行政运行、专业教学三组政策群以经济、政治、文化色彩。话语权势、话语秩序、话语立场的由民转官、由弱转强、由建议转命令三处语用转折显示了建教合作政策的话语生产节点。在政府、媒体、政策部门中,建教合作政策的话语消费表现为稳定性、演绎性、共时性3条互文逻辑。基于话语准备、话语生产、话语消费的维度展开对民国时期建教合作政策的析理与透视,除了能够厘清民国时期建教合作政策的诞生情况,还能讨论当下产教融合政策的发展。

民国时期高校教学活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研究

民国时期,在相关政策与制度设计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是大学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入学考试及学生日常学业考评中,中华传统文化内容也是考核的重要方面,传统经典被列为教科书与参考书,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教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民国时期大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体现在教学考核、教科书编选以及课堂教学等方方面面,贯穿教学活动全过程。在西方文化强力东渐、传统文化遭受冲击之时,民国时期的大学没有摒弃本土立场,而是根据时代变化和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坚守且推动其发展,彰显出珍贵的文化自省和自信。

民国时期文献普查工作实践与思考——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为例

文章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对14 000余种民国时期文献开展普查工作的实践及经验为基础,介绍了民国时期文献普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如分阶段开展普查工作、编目实践中增加著录字段等,进而提出需要重视典藏史、重视文献的破损定级,将文献保护作为普查工作的第一要务的观点,并要从多方面培养普查人员的民国时期文献鉴藏能力,结合馆藏史开发馆藏以推进后期的文献保护和开发工作。

观念、方法与取向——余上沅与熊佛西民国时期戏剧教育思想之比较

作为民国时期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两位戏剧教育家,余上沅与熊佛西尽管早年经历相似,但戏剧观念及戏剧教育观念却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余上沅的戏剧教育观念更具连续性,熊佛西的戏剧教育观念则更具发展性。两人都兼顾办刊与办学,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素质。在教育实践中,对于话剧中国化问题,余上沅更偏重借鉴戏曲艺术,而熊佛西则似乎更偏爱吸收民间戏剧形式。抗战促使二人的戏剧功能观发生转变,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们的戏剧教育观念。在主持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期间,熊佛西凭借军事化管理将该校同一般意义上的戏剧学校区分开来。余上沅则选择了话剧科和高职科的分类培养方式,从而既坚守了戏剧的艺术性,也实现了戏剧的抗战宣传职能。

民国时期城市水上政区的建置过程

水域行政管理是近代中国,尤其是民国时期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民国时期城市水上政区的建置却是一个比较曲折复杂的过程。清末民初时期,城市尚未成为独立的行政区,主要通过设置水上警察机构进行城市水域管理;1921—1943年是城市型政区创立阶段,往往以水上警区充当水上政区;1943年新版《市组织法》颁布后,城市型政区初步完善,有不少城市正式设置了水上区、水上保和水上甲等三类水上政区,其中又以仅设置水上保与水上甲的城市居多,只有重庆、广州等个别城市设置有“区—保—甲”三级水上政区。水上政区普遍层级偏少、偏低的原因,一是因为水上人口规模相对有限,没必要设置较多层级的水上政区;二是与各地市政府普遍财政紧张,需要尽可能精简行政机构等情况密切相关。

民国时期自行车与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变迁研究(1927—1936)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各种西方消费品纷纷进入中国。西方先进的新式交通工具传入中国后,不仅改变了旧式交通工具的主导地位,也带来了传统社会观念与消费风尚的悄然变化。随着城市道路与交通设施的逐渐完善,自行车作为城市交通工具开始流行,不仅使人们的出行更加快捷、舒适、方便,而且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文化效应。那些有能力消费的社会阶层,把自行车当作日常生活的重要交通工具,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自行车也被有限地投入公用,成为邮差等部门的交通工具,提高了工作效率。自行车的进口,也促使自行车民族工业的发展,尽管产品仿制的过程在外来自行车的冲击下依然艰难。西方器物的进口,产生的文化冲击效应是非常直接的,不仅仅是外在改变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促进新行业的兴起,而且带来深层次的变化。这种消费品的供给,满足了经济发达城市市民的生活需求,提高了生活质量,也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影响。自行车可以视为一种物质文化符号,在传播过程中,自行车从奢侈品到逐渐融入日常百姓的社会生活之中,最后成了中国人特别喜爱的交通工具,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演变的缩影。

民国时期师范学校乡村教育课程设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帮助乡村教师候选人了解将要从事的乡村教育工作,乡村师范、高中师范科和部分高校专门开设了“乡村教育”课程。出于训练适合乡村需要的乡村教师的目标,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课程汇总了与乡村社会和乡村教育相关的各方面内容,强调乡村教师候选人应深入乡村进行实践,在课程实施中与农业类课程相辅相成。在当今的乡村教师培养过程中,应重新思考乡村教育课程的性质与定位,探寻开设乡村教育课程的可行性路径;主动适应乡村社会需求,培育乡村教师的特殊素养;积极联系乡村实际,增强课程教学的实践性。

地名治理与更名政治 ——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变

明清以来,北京的街巷地名基本上处于自主发展和多中心管理的状态中,既受到王朝政治和精英文化的影响,也为民间文化的发展保留了空间。进入民国以后,城市当局开始强化对街巷地名的“标准化”管理,同时又将地名管理与不动产登记相结合,形成精细治理城市空间的技术基础。城市当局还发动了对街巷地名的“雅化”、民族主义化和“地名革命”等运动,通过对街巷地名的政治化操作,将街头打造成意识形态展演的空间。但由于存在着各种限制性因素,城市当局对街巷地名的全盘整顿难以落到实处。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变,既展示了权力生产和行使的新方式,也反映出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走向。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资源分布研究

民国时期我国职业教育资源在国家政策等因素影响下,呈现出时间、空间及不同类型职业学校分布有所差异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地区分布不均衡但逐渐全面,集中于公立职业学校之中,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分布有所差异等。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资源分布是我国当前职业教育资源分布的基础,也为我国当前职业教育资源分布提供了相应镜鉴:承接分布传统,实现职业教育资源合理分布;完善国家顶层设计,均衡职业教育资源分布;优化职业教育资源供给,形成优质资源共享;加强专项建设,提高薄弱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国内外职业教育资源协同共建,引进国外职业教育资源。

民国时期吉林地域《伤寒论》的研究与应用——基于《医林》杂志研究的探讨

民国时期,吉林地域中医的发展受到了西医盛行的强烈的冲击,在中西医并存的发展的背景下,吉林地区的中医们传承并研究中医经典,在当时吉林地区出版发行的中医学杂志《医林》杂志中发表了大量的中医经典研究内容,其中以《伤寒论》研究的内容最为广泛,本文通过考证《医林》杂志中发表的《伤寒论》研究文献,认为当时的《伤寒论》研究文献具有篇目连载较多,内容连续强的特点,在研究内容上推崇原文,注重经典,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医汇通的特点,研究形式多样,代表了当时中医的学术发展水平,对于研究中医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时期师范学校乡村教育教科书的编撰特点及启示

民国时期,随着乡村教育课程在乡村师范学校逐步开设,乡村教育教科书相继编撰出版。这一时期出版的乡村教育教科书特色鲜明,在编撰理念上凸显出引领实践、丰富理论的特点,编撰内容上显现出立足乡土、全面探究的特征,编撰视角上体现出取法中外、跨越学科的特色。民国时期的乡村教科书编写对当今构建乡村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和编写相关教科书具有重要启示:明确乡村教师的公共使命,为乡村振兴贡献教育力量;立足时代需求和乡村实际,构建多维度的乡村教育内容体系;探索理论研修与实践调查相融合的路径,改善新生代乡村教师候选人的学习方式。

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法律形塑——基于财务规制的考察

慈善公信力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慈善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石。随着民国时期慈善立法活动的展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颁行了一些有关慈善组织财务制度的法律条文。这些慈善财务规制,既规范了慈善组织的财务管理,也强化了慈善事业主管机关的监管职能,有助于提升慈善行为的效能,获得社会各界的普遍信任与认可,塑造良好的公信力。通过《上海市慈善团体会计规程》文本分析的微观考察,并结合其实施情形,可知财务规制是民国时期慈善公信力进行法律形塑的重要内容与途径。

民国时期大学家政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刍议

为厘清民国时期大学家政教育培养模式的内涵,对民国时期各大学家政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分析与比较,归纳出家事师资培养、营养师培养、儿童福利与保育人才培养三种主要类型,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活动、师资队伍层面探讨其特征。围绕学术意义和现实应用探讨了民国时期大学家政教育培养模式研究的功能作用,分析其研究现状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探寻该论题新的研究路径和方向。

普及图书教育:民国时期县市级基层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

民国时期以县市图书馆为主体的基层图书馆,积极利用馆藏与区位优势,通过巡回文库、流动书车、读书会、展览会等阅读推广形式,向下扎根、向外推广,最大限度普及图书教育。民国时期的县市级基层图书馆贴近普通民众,对于民众教育乃至图书馆事业发展意义重大,其阅读推广理念及实践对于当今基层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不失借鉴价值。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研究生制度的建立与演变

民国时期是中国研究生教育的起步和制度建立阶段,在中国教育史和近现代科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中央研究院研究生教育是该时段研究生教育的重要部分。该院研究生制度的确立与演变,是其研究生教育实践的基础。结合相关制度规定,对照该院职员录和有关人员薪俸档案等资料,详细梳理中央研究院研究生制度的设置缘起、确立与演进。分析表明,中央研究院的“研究生”概念外延较大,事实上某些时间段的练习助理员、练习员、助理员从制度规定上看就是严格意义的研究生,而有些时段练习助理员等则模糊等同于研究生。在整个制度探索过程中,宏大理想与系统性缺失、灵活而松散、自由又集中、积极努力却执行不力等优势和问题并存是此时中央研究院研究生相关制度的显著特点。构建自成体系的研究生教育系统和规范且自主的科学文化是其显见的制度目标。中研院研究生虽无学位但却产生了人才培养实效,是研究机构学术人才培育的一种有益探索,也是对高校研究生教育的补充。

王之卓先生民国时期所写《中国之测量》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馆藏档案中,珍藏着一份王之卓先生撰写的《中国之测量》一文,时间推断大概在1947年,王之卓先生时任中华民国军令部第四厅负责测绘的主要官员。其原文采用手写繁体字,有些字迹不易辨认,后经过仔细辨认并咨询资深文字编辑整理,得出以下现代汉字版文稿。

民国时期大学助教的薪酬及其生活状况

民国时期,助教在大学专任教师群体中占据很大比例。政府对助教薪俸、补贴等进行了多次调整和补充。各大学依据自身特点和条件,参照政府颁布的多项政策不断调整助教薪酬。助教在经历政府欠薪时期的艰难之后,曾过上一段温饱的生活,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生活又再度陷入困窘。助教的薪酬与教授的薪酬相比,差距较大;与中学教师、公务员的薪酬相比,也略低。通过对大学助教薪酬及其生活的考察,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的生活状况。

民国时期各省旅黔同乡组织与学校教育

民国时期贵阳是五方杂处之地,外省的移民群体于此成立了许多同乡组织,如会馆、同乡会等。“崇文重教”与“族群聚合”传统的影响、保全会产的需要以及移民来黔背景下政府的提倡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各省旅黔同乡组织兴学办学的动因。在时局动荡下,同乡组织充分利用与乡籍网络获得各种资源,较为成功地兴学办学,其开办的中小学数量约占贵阳中小学校的13%,大大补充了贵阳公办中小学教育的不足。贵州省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及报刊等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为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总的来说,同乡组织办学对于移民教育、贵阳教育的发展以及抗战大后方的稳定有着积极作用,推动了贵阳乃至贵州的近代化进程。

民国时期中医诊法理论研究

民国时期(1912—1949)中医诊法理论在中医诊法学术传承发展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其发展无可避免带着中西医汇通的时代烙印,启发了中医诊法现代研究发展方向。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中医诊法理论研究文献进行调研,发现西医知识的引入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中医诊法理论传承与应用实践,民国时期诊法的研究以舌诊和脉诊为重点,在诊法原理、临床意义和运用经验等方面均有特色发明;该时期新出现的中医学分科构建思想、随之形成以诊法理论为核心的诊断学教材,也促进了中医诊法学术的创新整理与现代化传承发展。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提高对民国时期中医诊断学教材的关注,加强对有关医家诊法思想的整体研究与对同时期医家的综合对比研究,或开展更多专题式理论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