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榷盐制度的宋代国富论与民富论探析

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存在着两种相互竞争的思想,即民富论与国富论。民富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认为以礼为基础的义高于利,礼义决定并派生利,主张民富而后才能国富论,民富是第一性的,反对政府过度聚敛。国富论以管商之学和轻重理论为代表,认为先利后义,以利导民,主张国富必须先于民富,国富是第一性的,并极力主张政府控制天下财富。禁榷制度在宋代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中以宋代榷盐制度为代表,从中可以管窥国富论与民富论在宋代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与影响。

警惕“官逼民富论”干扰西部大开发

编辑同志:贵刊今年第2期转载了钟朋荣的《官逼民富论》一文,作为贵刊的老读者,我们有些不同看法。这一妙论好象在1996年就已经炒过一次了,这次贵刊呼应《北京日报》,再次发表这一令人担忧的观点。

全力治水兴水 建设村美民富新水乡——以湖北省仙桃市排湖小流域综合治理为例

全国百强县市湖北仙桃市是首批人选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名单的城市。曾号称“百里排湖”的排湖是仙桃市第一大淡水湖。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排湖区人民因缺衣少食向湖区要粮,一片片湖泊改成了粮田。改革开放后湖区人民向湖区要钱,大搞水产养殖,一片片湖泊又被分割成一口口鱼塘,排湖水面由原来的113平方公里急剧萎缩到仅有13平方公里,且水质严重超标。中共仙桃市委市政府以湖北省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试点为契机,以“水净、产兴、村美、民富”为目标,着力把排湖小流域打造成全国有影响力的“诗和远方”目的地。

中国古代国富论与民富论的经济思想之比较

在国富、民富问题上,虽然国富论与民富论都以国富为最终追求。但是,二者在国富和民富孰先孰后、何为民富、国富与民富的关系等问题上存有分歧,甚至形成对立。民富论强调民富与国富统一的一面,侧重民富;国富论强调国富与民富矛盾的一面,偏重国富。通过二者的比较,了解二者的差异及其发展,对探讨中国古代经济由领先到落后这一转变具有追本溯源的意义。同时,指出虽然现代经济思想史将经济学说分为两大类,即主张积极国家干预社会经济和主张国家对社会经济采取放任态度,但是不能简单地将国富论归为前者,因为二者有本质的不同。

国强、民富、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

"国强、民富、人发展"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以社会主义中国国家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多数人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价值追求,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发展的过程之中,具基础性;立足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水平之上,具标志性;能动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具崇高性;实现了价值目标不同梯度间的高度统一,具简洁性。国强、民富、人发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坚持了价值导向的一元化。

是“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 还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

去年年底以来,"国富"与"民富"及其关系成为社会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其实,科学地看,所谓"国富"与"民富"及其先与后的问题在我国并不存在。真正存在的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如何转向"共同富裕"的问题。多年的实践证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虽然在很短的历史时期中迅速完成,但"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却迟迟不能够自动实现。在市场化、私有化的大浪淘沙下,这也不大可能实现。相反地,随着市场化、私有化的发展,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趋势"自然出现"。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时候,对于私人资本经济往往偏于片面支持刺激鼓励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方面,而不注意节制和限制其剥削和导致两极分化后果的消极方面。解决"先富"转向"共富"的思路:一是从分配领域本身着手去解决;二是从所有制结构上,强化公有经济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去解决。

谈谈国富与民富、先富与共富的一些问题

本文认为,把"国富"与"民富"对立和并提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国富"与"民富"之间并非完全互相排斥,而是矛盾统一的关系。就"国富"来说,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也就是"国富"大大增强,但人均GDP不是很高,不能说国家已经很富;就"民富"来说,国民有富有穷,不能一概而论。我国从未明确宣布或实行过所谓"国富优先"的政策,倒是明确宣布并实行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只是多年的实践证明,"让一部分人先富"的目标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迅速完成,而"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却迟迟没有自动实现。文章指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国富"与"民富"的矛盾,而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与两极分化趋势日益明显的矛盾。克服和扭转贫富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的趋势,不是将"国富优先"转变为"民富优先",而是要明确宣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完成任务,将之转变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完成"先富"向"共富"的过渡;要从所有制结构,从强化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着手加以解决,只要保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贫富差距就不会发展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从而最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加快推进从“国富”到“民富”的战略转型及政策建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强民富是基本方向,加快推进从"国富"到"民富"的战略转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的具体要求。当前,经济增速放缓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国内消费,而这必须先让人民富裕起来,使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国富"到"民富"的战略转型。通过对"国富"与"民富"内涵和基本关系的深刻诠释,探讨了实现"国富"到"民富"的战略转型及政策建议,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田园为底、特色为脉、富民为本——以常州市回民村陡门塘特色田园乡村规划为例

为贯彻落实国家层面关于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和江苏省级层面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试点的总体部署,本文以入选江苏省首批试点的常州市武进区回民村陡门塘的规划实践为例,从村庄的空间价值、民俗文化和产业发展等角度对陡门塘如何实现"村美民富"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做了一些探索和总结,旨在为新时期我国类似村庄的规划建设和后期运营管理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必须坚持“民富优先”的改革取向

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但我国居民消费需求长期低迷,如果消费需求得不到提振,经济增长将缺乏持久动力。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长期坚持"国富优先"发展战略。只有坚持"民富优先"的改革取向,才能为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奠定制度基础。

探析实现“民富国强”的路径选择

近年来中国GDP总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之强盛毋庸置疑。然而,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跑不赢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收入分配不公平引发社会不断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出现了国强民不富的扭曲效应。因初次分配结构不合理、公共财政发挥的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调节效率低下、社会保障及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被锁定在一种极不平衡的状态中。为此,探析并选择民富的路径,实现现阶段中国从国强转向民富的发展战略尤为重要。

民富优先必要性诠释

"民富优先"是针对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适应新时期社会矛盾变化的历史选择。它既是科学发展观的现实要求,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树立"民富优先"的理念,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着眼于中长期发展,民富优先的战略选择,关键在于形成公平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民富的政治诉求及其建构路径

十七届五中全会把改善民生、实现民富摆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对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提升政府公信力,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积极意义。目前在改善民生过程中还面临着观念束缚、能力不足、制度缺位和职能滞后的政治障碍,因此,当前要继续解放思想,强化科学发展理念,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完善相关体制,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我的民富观

“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最大的愿望,就是盼着勤劳的中国人民快快富起来。我看到温州等地的农民通过自己的劳动都富起来了,都盖上了楼房,打心眼里高兴,总想着如果中国人民都这样就好了。我研究经济一直把这作为最高出发点。”

论实现“国富”到“民富”的主要途径

从"国富"到"民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的具体要求。如何加快推动从"国富"到"民富"的战略转变,真正实现"藏富于民",是当前摆在全党和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通过对"国富"与"民富"内涵及辩证关系的诠释,探讨实现"国富"到"民富"的主要途径,以期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有所裨益。

民富是国强的持久之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大幅增长，成就举世瞩目，经济总量和国家财政收入同居世界第二，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国家富裕了＇政府手中有钱L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这样动辄几千亿元的大手笔的确令国人振奋，造航母、歼20战机，派舰队到波斯湾护航，这样强大的军事力量让国人扬眉。

论国富向民富的转型

中国将开始一次全方位发展模式的转型,其中重要一点就是由国富到民富的转型。国富到民富的转型意义重大,必须从思想力、牵引力、承载力、向心力和执行力等方面使其得到实现。

以民富优先为导向改革我国分配制度

我国要建立公平与可持续的收入分配秩序,提升国民对社会分配的公平感与认同感,消减生产—需求对接中的市场波动,实现经济整体发展路径和动力结构的转换,以民富优先为导向改革分配制度是必然选择。民富优先的分配改革,需要触及深层次的利益矛盾,会面临多方面的现实困境。要实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实质性突破,不仅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而且,需要采用系统性的改革措施,在改革目标和路径选择之间找寻对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