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民国时期的贵州省级民意机关

民国时期贵州省的民意机关先后有过不同的名称 ,时断时续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 ,由于政治制度的制约 ,这些所谓民意机关根本无法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同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相比 。

国民政府十年(1939——1949)基层民意机关调查

本文从国民政府各基层民意机关所收议案、组成分子、选举状态及会务情况四个方面考查了国民政府基层民意机关的建设情况。其目的在于揭示国民政府基层民意机关的本质和特性。

国民政府十年(1939—1949)基层民意机关建设数量分析

1939年,为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国民政府重拾地方自治,推行新县制。在县及县级以下设立基层民意机关,然而,从1942、1944、1947年三个典型时间阶段看,稍能体现民主性质、国民政府又三令五申、倾力打造的基层民意机关并没有如期建立,这就使民主政治丧失了基本的组织基础。因此,所谓地方自治只能是无法实现的虚幻梦想了。

南京国民政府基层民意机关的选举

为了构建基层民意机关,南京国民政府对于选民资格、候选人资格、选举分类、选举程序和选举规则等都进行了制度设计,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有关操作办法;但在选举的实际运作中,政府直接干预、政府与豪强士绅联手操纵、豪强士绅独霸、地方派系争夺则成为选举过程中的常态,使选举沦为当权者瓜分利益的一种活动。

民意、民意机关及监督权——评南京市的“万人评议机关”及末位淘汰

民意的表达及上升为权力意志必须依循宪法赋予的渠道及民主程序 ,惟此才能显示出宪法的神圣性和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地位与作用。民意不应该、也不可能替代或越过民主程序。

试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基层民意机关的理论设计

本文从总原则与具体细节两个方面论述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基层民意机关的理论设计，并且指出这种设计具有两个显著特点：１．阶级性，２．欺骗性。

论新县制下基层民意机关制度设计的民主障碍

新县制下基层民意机关的制度设计蕴含着一定的民主元素、具有一定的民主程序及形式,但在制度设计上却处处体现维护封建地主、豪强士绅的特权的用意,处处潜存制约民主实现的障碍,所以从本质上看,新县制下的基层民意机关终究不可能成为保障民权、实现民主的场所。

论新县制下基层民意机关制度设计的三大民主障碍

新县制下基层民意机关的制度设计蕴含一定的民主元素和规范程序,但就其制度设计的阶级本性、繁杂程序及相互牵制的权利限制三方面而言,已经对民主实现构成了难以逾越的三大障碍。

民国初基层民意机关的筹建尝试

民国初年,各类政府和各种势力都曾进行过筹建基层民意机关的尝试。袁世凯颁布的有关条例,不仅严重削弱了基层民意机关的权力,而且对其如何构建也缺少法律规定;1919—1921年的北京政府所颁布的条例放宽了公民的选举资格,增设了参事会,从法律规定上提高了县议会的执行力;其他如湖南、山西、江苏、云南、浙江等省也都出台法规对基层民意机关有所涉及,但基本都不赋予其具体职权,也都没有筹建起来。只有以陈炯明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所进行的探索最为突出,他所颁行的条例不仅扩大了选民范围,增强了民意机关的职权,更为可贵的是,他克服重重困难,把选举县长的纸上条文付诸实践,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直选县长的案例。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基层民意机关的筹建

20世纪30年代前期,南京国民政府掀起了基层民意机关建设的第一次高潮,主要表现有:出台了有关县、市组织法及基层民意机关的单行法规;构建了基层民意机关的组织结构、职能权责;从政策宣传、经费保障、民权训练等多方面采取措施进行推动;一些省、市、县进行了筹建基层民意机关的实践。但是,由于主、客观多方面原因的限制,此次筹建基层民意机关的浪潮只留下一些空文却没有留下多少实践的痕迹。

抗战前后江苏县级民意机关的筹建概况和主要作为

江苏的县级民意机关筹建准备工作开始于上世纪20年代末,而真正成立则是到了抗战胜利以后。虽然政府为其圈定的职权有限,但它试图有所作为,努力争取在维护民生权利、稳固自身地位和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发挥作用。

中国近代史上筹建基层民意机关的最初尝试

19世纪末,经过宪政准备和天津自治实验,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等法规,在全国城镇乡、府厅州县实行地方自治,建立基层民意机关。清政府有关基层民意机关的法规内容较为翔实,组织构成较为完整,给予了一部分士绅的参政议政权利,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清政府设置基层民意机关"辅佐官治之不足"的立意明确,又辅以许多条款限制民权的行使,所以,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加之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清末基层民意机关基本没有建立。

民间的声音——民意机关“西康民众代表驻京办事处”考论

晚清至民国,西康地区成了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改土归流”、三次康藏冲突,达赖、班禅、诺那呼图克图等宗教势力,刘文辉、格桑泽仁的世俗力量都是这个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这些角色学者们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西藏驻京办事处、班禅驻京办事处、诺那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学者也都给予了关注。而成立七年之久(1930—1937),影响较大的“西康民众代表驻京办事处”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在近代康藏之争中,各类民间组织“西康总商会”“西康国民协进会”“西康特区民众保固国防后援会”以社团的方式关注西康的稳定和发展。民间人士以请愿团或代表的身份到南京请愿、递交呈文、招待记者。民间社团、请愿团中的西康人士希望互递京康消息。由西康代表临时驻京,到“西康民众代表驻京办事处”成立,可见民间力量和国家意志的互动。

简论“新县制”下湖北的基层民意机关

国民政府20世纪40年代实行的新县制标榜地方自治、还治于民,并且成立从县到乡镇保甲以及各户的各级民意机关,和行政上相配合,力图加强对基层的控制并获得民众的支持。湖北省也依照政府规定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并成立了各级民意机关,但是各级民意机关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议员选举还是议案以及民众意见的反映都未能达到其最初的目的,反而成为部分土豪劣绅为自身谋利益的合法机关。国民政府设置基层民意机关辅助地方自治的目的几乎没有实现,根本原因是国民政府的专制统治。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民意机关思想探讨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民意机关思想是其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民意机关思想的基础包括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理论和目的与手段辩证统一理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民意机关思想蕴含了实行真正普遍平等选举产生民意机关、真正反映民意的民意机关、有权法律化民意的民意机关等具体内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民意机关思想具有民意机关坚持共产党领导特质、民意机关的技术属性特质等特点。

清末江苏的民意机关——江苏省省咨议局

江苏省咨议局系清末江苏地方政府建立的民意机关。它成立于宣统元年(1909),至宣统三年中止。 光绪末年,清政府处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清政府试图以改革官制来摆脱政治危机,于1907年秋宣布在中央开始筹设资政院,命令各省筹设咨议局,

辛亥前后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国民党党、政与民意机关概况表及其说明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是中国政治最为纷乱、复杂的时期。在这期间，不仅各种政权对峙，党派林立，而且即使是一个政党的更迭，也是相当复杂，中国国民党及附属于国民党之下的政权机关、民意机关的产生与发展，即属明显一例：为给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较为清楚的线索与相对明了的轮廓，选编者特从国民政府考试院于1940年编制的《党政建制图表》内的近百幅图表中，选择了密切相关的革命团体图表、革命政府图表及民意机关图表，共同组成此组史料，以供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国民党党政建置及民意机关更迭概况之专家学者参考。文内大的标题为选编者所拟。

民国时期的云南省级民意机关探略

由于国家政局的变化,民国时期的云南省级民意机关前后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其名称也多次变化,其职权也在不同阶段各有扩大或缩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起到或大或小的作用。然而,由于国家和云南省各种主客观形势的影响,不同阶段所建立的省级民意机关不能从根本上改良云南的政局,也不能代表广泛的民意,其发挥的作用也不免受到局限。

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构想中的两种民意机关——当代中国“两会”的起源

民国初期,在议会制实践失败之后,中国各界开始探索与它不同的新的民意机关。在经历了五四运动后,这种努力以制度构想的形式表现出来。1920年8月北京政府高等政治顾问芮恩施提出的、职业代表制方式的国民会议召集论也是其中之一。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提出的建国构想中有两种民意机关。一种是训政期"国民代表大会"和宪政期"国民大会",另外一种是"外债偿还会议"与"国民会议"。前者是根据区域代表制建立的正式民意机关,后者是职业代表制成立的非常民意机关。其后这两种民意机关构成原理不仅同时都根据实际需要互相结合了,而且还被国共两党所继承。但是鲜有研究这两种民意机关的相互联系。基于这两种民意机关的构成原理及相互关系,似可把这两者视为当代中国"两会"的起源。虽然它们在职权方面存在差异,但在其构成原理上确有相关之处。

马克思要求全部公开代表机关的活动

19世纪初德国莱茵省议会,是普鲁士王室用来点缀自己的一个伪民意机关。青年马克思当时在《莱茵报》上发表文章,戳穿省议会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他用的武器之一就是要求“全部公开省议会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