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情绪与司法理性——试论“民愤”影响刑事司法的合理限度

"民愤"对刑事司法领域的渗透和影响是当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令人困惑的难题之一。随着传媒深度介入刑事司法,"民愤"得到激化和渲染,媒体审判的弊端也日益凸显。现代法治国家要求新闻媒体应当充分尊重司法理性,尊重司法机关的地位及其对司法权的行使,不能以冲动代替思考,以义愤代替理性。法官应当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对"民愤"进行准确的理性分析和鉴别,坚持法律思维,服从法律规则,做到既密切关注"民愤",又不为"民愤"所染,不为媒体所惑。

刑事法视野下的民愤与司法——以邱兴华案为例

民愤有其理性的一面,相当程度上代表着人间正义不灭的信息,但其感性的一面也不容忽视。邱兴华案中,在民愤的浪潮中,法院绕过程序正义而直奔实质正义而去,这与我国司法走的群众路线、法官的实质性思维倾向、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传统均是分不开的。其出路在于制度上的设计与完善,从而规制、引导民愤。

民愤的正读——杜培武、佘祥林等错案的司法性反思

因刑事司法运作的失误致使无罪的人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是任何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和诉讼模式都难以绝对避免的。但是,如果错案的缘起既不是司法人员的一时疏忽,也不是司法运作的偶然偏差,而是基于一种“民愤”的差使,那么,就有必要解读民愤的缘起与扩张,探究民愤的感性与理性,评判民愤的虚假与真实。这是因为,社会公众在认定“犯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当重判或轻判上所依据的是感性的道德判断标准,与司法裁判所应当依据的理性的法律标准无疑会存在冲突。

民愤与司法公正

从民愤的内涵来看,它作为人民大众对罪恶的愤恨,因其是社会上多数人所持有的道德评判而具有相当的“正当性”。但是,如果这种“正当性”被无限度地放大,它将因此丧失其“正当性”,而沦为一种暴政。因此,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社会公众在认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当重判或轻判上所依据的是主观的道德判断,与司法程序所依据的经过法定程序认定的证据是存在冲突的。司法活动中,应审慎解读个案中的“民愤”。

论“民愤”在量刑中的角色定位

民愤可否作为定罪量刑依据之一的争议,其内在根源在于对民愤与量刑关系认识的理性与情感冲突。我国刑法学界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看法———或支持或否定民愤作为量刑依据之一。我们是否可以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在法律术语的承载下,将“民愤”作为量刑的一种酌定情节,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正确分析与鉴别民愤,兼顾法与情的关系。

刑事司法与民愤因素的冲突与考量

赵国平案引发的刑事司法与民愤的冲突引发我们思考刑事司法与民愤因素的关系,这种冲突反映出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对立,我们通过分析认为,民愤不能替代法律,司法部门在理性司法、严格司法的前提下,应将民愤作为司法考量因素。

刑事司法中考虑民愤的利弊及建议

从民愤的概念、渊源、古代作用入手,理性分析将民愤视为刑罚裁量参考依据之一的利与弊,主张在刑事司法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用原则的前提下,对民愤进行客观、准确地分析和鉴别,以做到司法审判效果与社会影响的有机统一。

刑事法治语境中的民愤与审判——在刑事法学与社会心理学的边缘处思考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民愤与审判之间一直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紧张关系。民愤的发生发展有其独特的心理机制,而两面性则是其固有的基本属性。因此它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刑罚的道德目的和实用目的甚至对整个刑事法治的影响都是利弊同存的,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民愤在审判中的作用都是不足取的。理性的态度应当是审慎地进行制度上的设计与完善,以让民愤扬长避短,帮助实现审判的公正。

民愤的反思:刑事司法的阿基里斯之踵

民愤在刑事司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对司法起到一定的外部监督作用。但从根本上看,民愤违背了司法独立、司法理性、司法公正、司法权威等原则,可以说民愤是刑事司法的一个致命弱点。正确认识民愤有助于摆正舆论监督与刑事司法的关系,进而促进刑事司法公正。

民愤的反思:刑事司法的阿基里斯之踵

民愤在刑事司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时它能够对司法起到一定的外部监督作用,但是从根本上看,民愤违背了司法独立、司法理性、司法公正、司法权威等原则,可以说民愤是刑事司法的一个致命弱点。正确认识民愤有助于摆正舆论监督与刑事司法的关系,进而促进刑事司法公正。

刑事司法中的民愤

刑事司法是否要考虑民愤一直存有激烈的争论。文章在分析何谓民愤的基础上指出,民愤的产生原因有二:一是因社会公众对案件的认知与法定的案件事实之间存在距离与冲突;二是因社会公众对司法活动的主观预期与司法实际之间存在距离与冲突。对于前者,应坚定摒弃,对于后者,应充分吸纳其合理成分。

从“畏官”到“畏民”看“民愤”风险的化解——法文化视角的透视

当下中国各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民关系紧张,致使"民愤"堆积。因此,如何化解"民愤"风险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汲取"畏民"的理念并进行当代转换,实现从"民畏官"到"官畏民"的转换,是化解当下"民愤"风险的有效途径,也是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远离民愤抑或迁就民愤——论民愤在刑事司法中的角色定位

民愤影响定罪量刑是中国刑事司法的现实图景。民愤作为外在的监督力量能够促进司法的良性运作,我们应该正视民愤,杜绝打击、压制民愤,让民愤得到充分表达;但是,司法有其独有的运作规律,民愤与司法在案件的具体裁量上存在着种种冲突与矛盾,民愤不应干涉到个案的具体裁量。

对民愤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的分析

民愤是否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是一个如何协调法律与民意关系的问题。立法机关和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而在司法实践中民愤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确实现实地存在着。在我国已经进入新的不稳定期时,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关系全局的大事。将民愤谨慎地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

民愤的反思：刑事司法的阿基里斯之踵

民愤在刑事司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时候它能够对司法起到一定的外部监督作用，但是从根本上看，民愤违背了司法独立、司法理性、司法公正、司法权威等原则，可以说民愤是刑事司法的一个致命弱点。正确认识民愤有助于摆正舆论监督与刑事司法的关系，进而促进刑事司法公正。

强征民地激民愤 新村建设梦破灭——民国时期成都首次扩市建设纪实(三)

正当新村第一期工程建设按计划有序进行之时，哪知世事雉料，工程刚开始不久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敌占区的工厂、学校、机关迁来四川，许多逃难的外地人涌入成都。成都人口急剧增加，使本来就紧张的成都住房更加紧张。加上日机频繁轰炸，城区人口需向城外疏散。为此，省政府要求新村建设加快速度，以解房荒之急和疏散城区人口之用。然而，建设新区说起容易做起难，其中最难的是征地拆迁。

民愤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与刑法基本原则关系探析

民愤能否作为酌定量刑情节是刑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持反对意见者认为将民愤作为酌定量刑情节违背刑法基本原则,应予摒弃。持赞同意见者认为民愤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并不违背刑法基本原则,并且在司法实践中确实不乏将其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运用的案例。为此厘清民愤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必要。

民愤的刑法解读

民愤是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民众,由于刑事个案的特殊性而产生的朴素而强烈的道德情感。民愤的思想根源是中国文化的"天理"思想,受现实刑事个案某种特殊性的激发而产生。民愤属于社会范畴,只对具体案件有一定影响,但不能作为量刑的法律根据。

对理性司法与民愤问题的一点思考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民愤往往成为司法部门处理案件的考量因素。但民愤是民众的激愤情绪,是非理性的,其中蕴含的观念往往是和现代文明司法理念相悖的,而且是善变的,很难把握、界定。实践中如果让民愤影响司法,将损害司法的刚性和权威,使司法成为媚众的产物,导致舆论审判,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从民愤的概念及特征、产生的原因、应当被考虑的理由及其否定等方面来看,理性司法不宜考虑民愤,应该让司法逐步从情绪中走出,变得更加理性化,更加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