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中期四川的民教关系

清代中期,巴黎外方传教会与四川官民因"礼仪"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矛盾,既涉及文化习俗的不同,又涉及政治经济利益的摩擦。这直接地导致了四川民教关系的长期不和谐,并使反教行动从群众自发逐渐转变为官吏主导、群众参与的有组织性运动。

冲突与缓和：从英国浸礼会看近代民教关系演变

英国浸札会自1845年入华传教后，先后在浙江、山东、山西、陕西等地传教，直至1952年方撤出中国。英国浸札会在传教活动初期，因民众对基督教的敌视及民族主义的影响，导致对基督教兴趣不大，传教效果不佳。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学习中国文化，接触其他宗教人士，逐渐融入中国社会，意图实现基督教的本土化。在义和团运动中，英国浸札会也遭到严重破坏，山西有多名传教士被杀。清末民初，随着基督教对于教育、医疗事业的重视，日渐得到民众的认同，但在1922至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反教浪潮再起，浸礼会教务又受到冲击，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恢复正常。因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本质上的冲突，中国民众未能从根本上接受基督教，仍将其视为“洋教”，入教者不多，基督教所谓“中华归主”的意图更是难于实现。

“西狩”返程的窘境:平罗教案及清政府的应对

光绪二十七年(1901)庚子事变后的平罗教案,是近代西北史上震动朝野的一次民教冲突。此案发生后,清廷出于稳定西北和维护中外和平的需要,在处理教案的过程中,除迅速采取罢免地方官员、勒限追捕事变的发动者外,还派出军队保护周边教堂,防止再次发生民教冲突。作为教堂利益代表者的法国使臣鲍渥,在交涉中利用《辛丑条约》中的部分条款,乘机向清廷施压,力图通过此次教案,使法国方面在日后中法外交关系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清廷面对法方的强硬态势,慑于外方压力,只好严令西北地方官员持平办理,构建和谐的民教关系,试图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

“御侮”与“内争”——义和团运动起因的若干问题新探

随着时代的转变和价值观的更新,以往史学界对义和团研究的一些观点也有重审的必要。比如,从甲午战败的大背景和教士、教民的欺压来说明运动的起因就可商榷。当时,直鲁民众尚无现代国家观念,他们对民族危机缺乏敏感,至于受教会的欺压而致反抗的推论也显牵强。考诸史实,可见乡民对传教士印象尚可,对教民的仇视虽然普遍存在,但民教之争往往是乡村社会里资源、利益分配上的纠葛,所以也可跳出中外矛盾的传统思维重新审视。总之,民教矛盾的积累是远因;别有用心的地方官的引导是诱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困境激发了民众的求生欲,走投无路的人们要生存、要发泄,是直接原因。当各种因素合力作用于鲁西北的时候,义和团运动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