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藏事碑的“大一统”叙事

清代藏事碑是清中央与西藏地方“大一统”意识构建的重要文献,也是清廷在西藏地方“大一统”政治实践的金石之证。清代藏事碑记录了清代西藏与其他边疆地方一起融入国家疆域“大一统”的进程,见证了清中央、入藏驻藏官兵与西藏地方人民国家疆域“大一统”、民族“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构建与演变过程,并为清代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法治与行政“一体化”留下实证。清代藏事碑是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的重要史料,是中国边疆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民族大一统论和内在化了的帝国性在近代中国

本文通过对近代中国民族认识的探讨阐述中华民族论中所蕴含的内在化了的帝国性。为此本文把当时中国人的民族认识分为文化民族和国家民族进行探讨,并阐述容满立宪派和排满革命派的民族论为什么及如何都只能归结为民族帝国主义和单一民族论,并由此把文化民族作为反思作为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论中所蕴含的帝国性的理论对策加以关注。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是一种民族思想。对这一概念,《公羊传·隐公元年》的“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这段话孕育了最早的大一统。后人董仲舒对大一统承接并改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他个人的精辟见解,还提出“君权神授”与“天人宇宙论”。董仲舒教导过司马迁学习《公羊春秋》。他的思想也被司马迁吸收来作为《史记》的理论基础发扬光大。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对秦汉统一事业的盛赞表达了自己对民族大一统思想的拥护和肯定,其在《史记》中进一步产生了“夷夏同源,夷夏一统”与“夷夏有别,以夏统夷”的理论思想。他的这种超前、先进的民族思想的出现在当时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具有非凡意义,如今仍值得借鉴学习。

北朝民族史撰述的发展

在中国史学史上,北朝的民族史撰述有了进一步发展,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以邓渊、崔浩史学活动为代表的民族史撰述奠基阶段;第二,以李彪、崔鸿、郦道元为代表的民族史撰述走向繁荣阶段;第三,以魏收为代表的民族史撰述趋于成熟阶段。它们不仅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而且自觉、有力地推动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认同的进程。

情感交流与关系交融——论清代宫廷年节饮食活动

清代宫廷年节饮食活动从腊月二十三至正月十五,有的年份甚至延续到正月末,持续时间非常长。年节之际,清宫廷举办诸如除夕、元日、元宵等节日饮食活动,举办频率高,涉及人员广,盛况空前。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年节饮食活动,依赖于包括皇室、亲王、郡王、贝勒以及外藩王等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而在各自的责任担当中,也强化了其作为王朝重要统治成员的身份认同,增强了宫廷凝聚力。在觥筹交错的氛围中,清代宫廷年节饮食活动渲染出浓厚的“缘人情而制,依人性而作”的情感色彩,其也成为团结蒙古各部,维护民族大一统的重要方式。

满蒙在藏汉之间——《清史稿·德宗本纪》涉藏史事之编纂

《清史稿·德宗本纪》的"瑞洵初稿""终订底稿"和正式刊本对涉藏史事的记载,经历了较为审慎的删改过程。这些删改大体妥当,也偶有失误。清史馆同人中,满、蒙、汉各族文士均有,《德宗本纪》涉藏史事之编纂,堪称满、蒙、藏、汉四族之间的一场"史学合奏",其中体现的多元民族一统史观并非汉族文人的一厢情愿,而是清史馆内各族文士的自觉和共识。

“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与司马迁之比较研究

希罗多德和司马迁是世界历史上久负盛名的两位大史家。前者是西方史学的奠基人,西方的历史之父,其《历史》是西方史学界公认的第一部名符其实的历史著作。后者是中国史学的开创者,中国的历史之父,其《史记》是我国第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巨著,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观。他们都是“创立历史研究的模范”。无论就他们对东西方史学的贡献,或者就他们各自对后世的影响而言,希罗多德和司马迁是完全可以相互媲美的。

地缘因素与周秦两汉西南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

族群政治地理空间是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建构的主要内容。以周秦两汉西南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建构为例,阐述了地缘因素对中国古代大一统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的影响。西南地区地缘因素对大一统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明显影响出现于商周之际,但迟至战国中期西南地区的地缘意义主要集中于汉中区域,且族群政治地理空间是地域性的“华夏区”与“蛮夷区”的划分。战国中后期,巴蜀区域地缘意义凸显,秦定巴蜀后战略空间推移至巴蜀地区,巴蜀地区的华夏化为秦汉时期新的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奠定了基础。秦汉时期,地缘因素与西南夷地区郡县化有直接的关联,大一统王朝国家建构则促进了族群政治地理空间性质的转变,“巴蜀—内蛮夷—外蛮夷”政区性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得以构型。

“一体双核双螺旋”——“文化场”视域下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结构新探

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最为独特的秘密,就是其"一体双核双螺旋"的深层结构。一体即从古至今的"多民族大一统",56个民族及其前身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这一不可分割的主体。"双核"即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他们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双发动机";"双螺旋"即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它们在长期碰撞、融合的过程中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历经危难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历久弥新永葆活力,"天机"正在于此。

论班固的民族思想

班固和司马迁一样，具有“民族一统” 思想，把少数民族看成“天下一体” 中不 可分割的成员。同时，他又认为，华夏和夷狄作为不同的民族，无论是在种族、地域还是经济 文化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具有“华夷有别” 的民族差异思想和华夏为主体民族的“民族 主从” 思想。在民族政策方面，他主张对待少数民族“恩威并用”，反对华夷中任何一方侵犯另 一方，主张华夷和平相处，友好往来。应该说这种民族思想是可取的。但班固夸大民族之间的 差异，过分强调“夏尊夷卑”，则是不可取的。

土尔扈特东归的历史图像研究

土尔扈特万里东归的壮举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彰显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本文通过对海内外收藏东归事件相关历史图像的考察,结合相关文字记载并相互印证,深入细致地展现了清政府安置土尔扈特部的最初举措,热河觐见与抚绥政策的实施及反馈,以及土尔扈特东归对促进清代“大一统”的作用等历史事实,凸显了图像史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中的价值。

秦汉西南三重格局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建构

族群政治地理空间是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建构的主要内容。文章以秦汉西南地区为例,在讨论大一统态势下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过程的基础上,从边郡与内郡之分,"外徼"与"内徼"的影响两个层面上讨论了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的问题。研究认为,秦汉西南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建构既是一个以王朝国家为核心的扩展过程,又是一个以族群区分为核心的结构化过程,"华夷之辨"思想影响下的"巴蜀-内蛮夷-外蛮夷"三重格局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在秦汉时期已经形成。

多重镜像:元明时期云南游历资料中的边地形象及其知识生产

元明时期的云南游历资料建构了完整的"多重镜像"边地形象,体现着边地认知的推进。"相似镜像"边地形象的形成是游历资料以客观的精神和态度书写边地的结果,反映着边地认知方式的转变和华夏空间的延伸。"相反镜像"边地形象则是游历资料受复杂情景影响和"想象的真实"塑造的产物,渗透着王朝国家边地治理和伦理建构需求。"多重镜像"边地形象及其知识生产,体现了游历资料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空间建构意蕴。

清代献俘受俘礼初探

献俘礼制乃古代军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军队凯旋后将所获敌酋或首级进献庙、社及皇帝的礼仪活动。清朝前中期武功赫赫,圣祖、世宗、高宗三帝继承历代之制,将其不断得到发展完善,载入《会典》,并数度举行。道光八年,平定张格尔之乱,宣宗举行了有清-代最后一次献俘受俘礼,在档案中亦多有记载。献俘受俘礼,具有宣扬国威、震慑外藩的作用,既体现了清廷继承中华传统礼制,彰显王朝正统的政治意图,又见证了诸帝践行大一统事业的辉煌与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