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万岁》与中国早期纪录片的探索

20世纪40年代,中国纪录片还停留在新闻时事片的格局,国内制片业者对当时世界纪录片的发展所知甚少,更无从谈起对纪录片本性的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郑君里拍摄了当时第一部具有探索意义的现代纪录片《民族万岁》。在抗日战争最激烈、最焦灼的时期,纪录片《民族万岁》对于凝聚抗战意志、加强民族团结,报道各民族参加抗战之实事,以及介绍各民族之风俗人情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万岁》突破了旧有的新闻时事片的格局,把中国纪录片整体向上拉抬了一个高度。

抗战宣传片《民族万岁》研究

郑君里编导的大型抗战宣传影片《民族万岁》向来被认为是中国纪录电影的经典。它是不是纪录片尚需讨论。该片代各民族立言的形式、戏剧化创作理念、编造情节及易人扮演等方法,与纪录片规范不甚相符。在近年出版的郑君里《西北工作日记》中,能找到《西北特辑》没有按时完成的多重原因,能找到《民族万岁》的民族团结主题从浮现到清晰的发展线索,亦能找到郑君里西北之行的创作经历、复杂观感和心路历程。《民族万岁》的主旨不在求真,而是求善兼美。在当时,这部宣传片的社会效益,可能比合规合法的人类学纪录片或民族生活写真片更为显著,但面对历史文化遗产,不能不仔细斟酌评估。

论抗战时期的“诗性”纪录片《民族万岁》

抗战期间,中国电影制片厂制作了一大批反映当时国内战事的纪录影片,但没有一部作品能像《民族万岁》那样,从民俗学和人类学高度全景式地展现了各少数民族同胞支援抗战的豪迈壮举。与同时期其它纪录影片相比,本片无论是主题内容的"政治性"表述,还是形式风格的"差异化"表达,都显露出了郑君里导演初执导筒的艺术才华。尤其是他对电影创作"诗性意涵"的美学追求,体现了中国早期纪录影片在"民族化"道路上的有益探索。

左翼·纪实·国族:对郑君里《民族万岁》的再认识

由中国电影制片厂出品,郑君里导演的展现多民族联合抗战的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作为战时大后方纪录电影中的佼佼者,一方面体现了当时"战时宣传"的需求,一方面也起到了内宣外介的作用。郑君里所具有的开阔的国际视野,使得《民族万岁》成了对当时追求戏剧化效果的国外纪实电影理论的影像化实践。影片不仅因其弗拉哈迪式的人类学记录方式——对真实的记录与再述,从而达到了一种民族志和人类学意义上的影像记录,而且它的诞生也正是"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急需成为一个被强调和被各族人民认同和接受之时。各民族的平等与团结服务于抗战大背景,成为当时民族国家建设的有效动力。

郑君里来青拍抗战电影

1939年冬,古城西宁滴水成冰。西宁街头出现了三十几个异乡人,他们随身携带的＂能说话的箱子＂,吸引了当时的西宁人。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风度翩翩、浓眉大眼的年轻人,他就是著名导演郑君里先生。在这个抗战硝烟四起的冬天,郑君里一行为何要来到地处偏僻的青海？＂他们从重庆出发,先后去了宁夏和甘肃,最后来到青海。

陈白尘年谱[二]

1938年 30岁春,接汉口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入川,成员有赵丹、顾而已、陶金、魏鹤龄、叶露茜、章曼苹、钱千里、赵慧深、陈鲤庭、沈西苓、朱今明等三十余人。路经宜昌,演出《黄浦江边》等。"业余"抵重庆后,先演出宋之的、陈白尘根据席勒《威廉·退尔》改编之《民族万岁》,颇轰动。继演章泯之《故乡》,阳翰笙之《塞上风云》。又与重庆剧人联合公演曹禺。

影像档案·断裂性·世界记忆:从早期纪录片《上海纪事》说起

《上海纪事》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开埠以来的众生相和市井百态,记录了中国资产阶级、工人、革命者、流民和英国剥削者们的生活方式及重大事件。其美学倾向与吉加·维尔托夫的《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形成了互文,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导演郑君里的作品《民族万岁》的创作方法与美学价值取向。叠合历史文本与影像文本,以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视角考察《上海纪事》及其与其他两部影片的互文关系,探寻这些纪录影像的档案价值,深度挖掘藏于其中的世界记忆,能够更好地填补和完善我们对于"电影中的历史"和"历史中的电影"的研究,进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坐标系下更好地书写中国电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