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鸦片战争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民族主义的这三种观念虽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开始萌发出新的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但作为一种已根植于民族血液之中的思想,它不仅没有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20世纪初这一特定的历史场景下,还和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首先是由梁启超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梁启超和知识界的其他一些人对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介绍和宣传来看,第一,他们都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民族建国”,而“民族建国”所要建立的是单一民族的国家;第二,他们介绍和宣传的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第三,他们都视民族主义为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的不二法门。但到了1903年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20世纪初。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辛亥革命前后,建立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并得到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

资源民族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影响

传统资源民族主义曾经是发展中国家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争取自然资源主权的政治行动,新型资源民族主义是所有资源大国推行经济重商主义的政策工具。资源民族主义形式各异,其根本在于强化政府在资源部门中的主导地位,提高国家在资源利益分配中的份额。当代资源民族主义呈现全球化发展态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在资源部门采取了民族主义政策。资源民族主义的全球化反映了过去由发达国家单方面制定国际规则的世界经济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近代民族主义的先声——论郭嵩焘的中西文化观

作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和中国第一位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积极的开拓作用。在长期的涉外活动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那就是摒弃传统的"夷夏之辨",树立新的世界意识,向西方学习,谋求民族自强。这既是对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批判,也可以看成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先声。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特征之我见

"民族主义"问题是个跨学科的话题,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而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历史较长、争议颇多,无论是概念或内容,是历史演变或表现形式,或是理论与实践意义,都备受学界关注。本刊借中国社科院近代思想研究中心召开"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会议之机,约请几位专家学者,就这一课题谈些个人认识。各位专家从不同视角切入,触及到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相关的很多层面,他们的论点可能各不相同,也许会有思想交锋,但无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思想。我们期待大家的研究及思想火花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

普世性民族主义与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民族主义向什么方向发展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许多人认为民族主义思潮将导致中国与西方国家发生剧烈冲突，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历史经验。然而这种认识却忽视了社会思潮的发展规律，即任何一种政治思潮、意识形态或宗教思想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不同的地区他们的内涵与功能都可能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有时甚至是与初始时期的思想内涵截然不同的。只要比较一下９０年代的社会主义和５０年代的社会主义，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和１９世纪末的资本主义，拉丁美洲国家独立后的宗教作用和殖民统治时期的宗教作用，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的变化有多么惊人。本文将从普世性民族主义与传统民族主义的区别入手。

洋务维新的历史选择——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萌芽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超阶级的社会动员力量,是构建近代民族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的不二法门。中国民族主义是在列强侵略不断加剧,文化制度不断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开始觉醒的;它历经洋务、早期维新、维新变法三次渐变,才逐步冲破传统民族观的网罗,开始向近代民族主义思想转变。

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因素

20世纪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时代”与愈益深化的“一体化时代” 共 处、互动、对峙的世纪。本文拟从民族主义的视角来阐析二战后欧洲 (西欧 )的民族主义 与欧洲一体化的互动关系，分析新的聚合民族主义和传统民族主义的劣根性对欧洲一体化所 产生的“双刃剑”作用。

论郭嵩焘的民族主义思想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郭嵩焘是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对湘军集团的贡献，更因为他对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事业所具有的开拓作用。在郭嵩焘长期的涉外活动中，他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那就是摒弃传统的“夷夏之辨”，树立新的世界意识，向西方学习，走富国强民之路。这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可以看成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先声。

“亡国灭种”的想象与近代民族国家话语霸权的形成

肇始于十九世纪末"亡国灭种"的想象是国人对国家未来前途命运的一种最坏的预测,它所激发的民族情绪虽然使得传统民族主义暂时填充了"保国"、"保种"的内涵,但是,在文化歧出的大势中,对"国"与"种"的理解分歧,不仅阻碍了清政府主导的大一统国家的近代转型,而且也使东渐的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形成话语霸权,从而引发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认同危机。

全球化背景下英语非洲工人运动与民族国家认同

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为获取廉价劳动力,先是借助殖民政权直接干预、以五大类措施限制非洲人工人运动,激发起非洲工人的共同体意识,该意识同民族主义意识相结合,形成非洲独立国家的稳定基础之一;之后又借新自由主义策略压低工人福利,破坏民族共识,工人运动再次兴起。非洲国家人民分三种路径重新凝结民族共识,谋求突破"新殖民主义"罗网。

崛起背景下的中国民族主义刍议

民族主义是在共同的民族文化与民族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对本民族认同与效忠的情感、思潮与政治运动的统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在新世纪初，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综合实力迅速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呈大国堀起之势。在这种背景下，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得以复兴与转型，从总体上摆脱了狭隘、盲目的历史，而以更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并呈现出明显不同于传统民族主义的特点和发展前景。

美国文学批评与经典形构——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文学接受为例

从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提出的经典判定标准出发,指出美国文学批评始终将构建美国独特性和民族精神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并将文本的"美国性"作为遴选、阐释经典作品的重要标准。具有民族主义传统的美国文学批评不仅确立了美国经典,而且在建构美国民族特性和国家想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文学批评的思路和特性都反映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自出版以来在学界的接受中。

西方的合作与特朗普的搅局

西方国家在战后已经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多边主义的协调传统,目的是维护其对世界的制度主导和实力支配。虽然在2008年之后,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种种矛盾与危机以及中国的迅速发展,西方国家有再次调整世界秩序的共同愿望,但自由主义根基和维护霸权的目的性没有变化。这是西方国家长期以来资本融合、利益共生的结果。特朗普意外上台后采取的对华政策虽有"规锁"中国的功效,但其一系列不分青红皂白的民族主义手段有悖于自由主义基础,搅乱了多边协调传统,伤害了盟国的利益。而且,特朗普的个性也加剧了西方国家之间的裂痕。但由于西方国家长期培育起来的共同利益以及内部的协调机制,目前特朗普也在进行调整,西方国家之间开始出现回归合作与协调的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