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竞生走向共生:六堡茶传承中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互嵌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西实践系列之四

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和结晶。六堡茶是岭南地区的特色茶,体现了瑶族与汉族饮食文化的共生之美。在六堡茶文化的变迁过程中,通过“舜帝南巡”“茶箩娘”等民间叙事,岭南先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得到延承;通过制茶技艺从瑶族内部家族传承到各民族间师徒传承方式的转变,区域社会中的族际关系从竞生最终走向共生。同时,当前六堡茶从“侨销茶”向“畅销茶”的发展转向有助于多民族互嵌式的产业共同体建设。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六堡茶已成为一种富有情感共鸣和精神认同的文化符号。

节日表达与文化共生:节日促进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在经济发展上互为补充、文化上相互吸纳、生活上互相尊重,其节日文化中烙刻着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因,成为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和媒介。就节日符号而言,可划分为中华民族共有传统节日、少数民族特色传统节日和新型节日。就节日促进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交往交流交融的媒介价值与实践逻辑而言,在日常生活实践、社会互动和文化认同中表明节日可以促进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以节日为媒介构建出经济空间、互动空间和仪式空间来展现其实践逻辑,维系了地方认同和民族内聚力,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视挖掘节日的共有共享媒介价值,促进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各民族群众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化背景下节日文化空间的现代转向研究——以瞿昙寺“花儿”会为例

在上百年的历史传承中,瞿昙寺“花儿”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着自我调适,以应对外界的变化。近年来,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渐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瞿昙寺“花儿”会的变迁发展迅速又剧烈,活动形式与内容不断丰富与创新,其所承载的传统社会功能也随之改变。与此同时,其对周边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由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文化空间,既具有民族融合、多元共存的文化特征,又是各族人民历史文化长期积淀、交融的呈现。

依嵌而融:东部沿海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维互嵌要素研究

东部沿海城市已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全方位相互嵌入的重要场域。人口要素、空间互嵌、经济互嵌和文化互嵌构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基础、场域环境、物质条件和精神依归。以天津市为例,在人口基础要素方面,民族成份齐全多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增长较快等,使得各民族社会交往的人口资源增量较为丰富。在空间互嵌环境方面,民族空间交往的场域环境存具区际分布结构、民族聚居结构和社区互嵌结构的差异性。在经济互嵌条件方面,民族就业领域存在集中化现象,各民族围绕职业领域和就业分布进行民族生产交往。在文化互嵌依归方面,通过各民族文化互嵌共生,强化中华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教育,增进了民族精神交往。要坚持“并重”思维,理性看待民族就业分布集中化现象,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建设民族互嵌式社区,顺势而为地推动东部沿海城市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和深度交融。

历史记忆、仪式实践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滇西地区邓子龙信仰研究

历史记忆与仪式实践是联结区域社会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明朝中后期,中缅边境地区的各民族共同参与了抵抗缅甸入侵的战争,而奉命出征的邓子龙及其“平定边乱,保卫边民”的靖边史也成为滇西各民族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当地傣族、布朗族和汉族分别将邓子龙传说嫁接到各自的文化图式中,集体围绕邓子龙信仰举行“拜大关”“祭神刀”等仪式活动。从历时性的视角看,明代以来形成的邓子龙信仰为滇西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精神纽带;从共时性的视角看,滇西地区各族人民通过邓子龙信仰以及共建文化景观、共祀靖边英雄、共享庙会节庆,促进了边疆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了边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满学研究视角下北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

北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有关北京史的学术史回顾和理论探讨,集中在文化史、城市史、区域史、社会史的范畴。与之相比,北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则较少被纳入学术史讨论的范畴。在传统区域史研究视角下,其主要以通论性研究为主,涉及北京民族融合的历史、民族文化、民俗、饮食、医学等方面。满学作为专门之学,探讨了清代八旗制度与北京、满语文与北京话、北京地区多语种文献、清代京师文化与当代京味文化等问题,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新时代的满学研究应更好地关注首都,关注北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从首都的历史文化遗产中挖掘丰富的多民族融合因素。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论坛(2023)聚焦“推动满学研究高质量发展繁荣发展首都哲学社会科学”主题,展现了满学领域对北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中央与地方关系视域下民国时期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民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在国家转型、边疆危机迭起的背景下,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并呈现出中央与地方关系视域下新的历史面相,具体表现为逐渐觉醒的中华民族意识成为新疆各民族反对外来侵略、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强大精神力量,并形成了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心理认同。民国时期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强了国家观念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向,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客观上提升了民众的归属感,促进了转型期新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从史诗《格斯尔》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格斯尔》是蒙古族长篇英雄史诗,与《江格尔》以及历史文学《蒙古秘史》共同被称为蒙古族古代文学的三大发展高峰,又被称作“东方的荷马史诗”。《格斯尔》故事中的文化元素不仅是蒙古族文化的写照,也是多个民族文化的结晶。本文从起源、信仰、故事来源、丧葬习俗等四个方面分析这部史诗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

传统民族舞蹈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重构和逻辑依循——以广西都安布努瑶铜鼓舞为例

布努瑶是瑶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分布于广西的都安、巴马、东兰、大化等地。布努瑶铜鼓舞是瑶族民众表现生产生活、情感意愿的艺术展演,蕴含着复杂多样的民族交往关系,凸显平等双向的民族交流地位,呈现增进共同性的民族交融效果,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整体表达。布努瑶铜鼓舞存在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有机整体“相继延传”的链条上,可以连接族际互动整体中的内外逻辑。就内在逻辑而言,民族交往是源头,民族交流是连接,民族交融是效果,共同表现为“动能—势能—效能”的相互作用关系;就外延逻辑来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物质空间中的统一和在精神空间中的深入。新时代,应充分发掘布努瑶铜鼓舞的文化价值,发挥其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要作用。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进展与未来进路——基于CNKI期刊论文(2011—2022)的分析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运用citespace计量分析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424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关研究的期刊论文进行量化分析,可以发现学界关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的期刊论文呈现整体持续上升趋势,但科研学者和研究机构合作度低,研究规模小;热点问题主要集中为探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民族团结、亲如一家的和谐民族关系,推动构建稳定繁荣、和谐共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智慧和力量等方面。未来研究进路趋向于多学科多机构合作研究、强化“走廊型”新型场域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以及注重民族地区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关系研究等三个方面。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地区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全面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逻辑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以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又可以为加快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而凝聚合力。因此,促进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是各民族自身良性发展的本质需要,又是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关键需要。本文通过厘清甘南藏族自治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情状和发展态势,挖掘新时代民族关系中所呈现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典型案例,提炼可供复制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经验,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而提供相应层面的理论支撑与决策依据。

“月也”作媒:三江侗族自治县晒江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研究系列之一

“月也”是在春节期间侗族村寨之间开展的社交习俗。从“月也”的历史与现状来看,它是一项集结盟、社交、婚姻与娱乐为一体的民俗活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成为晒江村侗族与苗族的共享习俗,并承载了他们的集体记忆。晒江村的实践证明,“月也”是促进族际互动、增强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机制可概括为:互嵌式居住格局是推动民族交往的物质基础,社交习俗是促进民族交流的纽带,文化认同是增进民族交融的心理基础。鉴于此,应该充分挖掘、发挥集体性习俗的有利因素,让其成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益媒介。

节日文化实践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云南澜沧拉祜族九皇会为例

民族节日庆典和仪式操演既是民族文化展示的窗口,又是民族文化不断交融、创新和再生产的过程。九皇会最初与道教和佛教文化有关,自明末清初传入云南澜沧赛罕拉祜族地区后,逐渐与拉祜族文化融合,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祈福祭祀活动和年俗礼仪。随着时代的变迁,九皇会也从单纯的民间祈福祭祀活动演变成了大众化的民俗节日庆典,实现了民族节日文化习俗的共享与文化赓续,成为当下拉祜族、汉族、哈尼族、佤族等民族交流互动的平台。作为跨越村落和族群的多民族共享的传统节日,九皇会及其文化实践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满族医药文化、文物体现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满族历史悠久,起源东北地区,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生活方式多以渔猎、游牧和农耕为主。满族的医药文化是在满族人民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其形成的过程不仅促进了满族自身文化的发展,也吸收了中原汉族、蒙古族等医学文化和技法,充分体现出与各民族的交融汇通。该文主要以东北地区满族医药文物为研究对象,以长春中医药大学博物馆为依托,以历史文献、已发表著作和论文等资料为研究基础,梳理满族医学发展历程,探讨满族医药文化的内涵、特点,以及东北地区满族医药文物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联。满族的医药文物,如药具、药材、医书等,都是医药历史发展过程的见证,这些文物不仅反映了满族人民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利用,也体现了他们在医药领域的智慧和创造力,更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特征产物。

云南传统盐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经验启发

云南是全国井盐的重要产地,滇中、滇西和滇南分布着大量的盐井。历史上,上述井场每年生产大量的食盐,并运销至本省各地。本文揭示食盐贸易产生的根源,分析盐区的盐官、灶户、商人、马帮、背夫、采薪者等主体,如何通过盐运古道、驿站和桥梁等纽带,围绕政治互动、经济交往、文化交融、信息传递、人群流动(含通婚)等内容,形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机制。总结云南盐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并探讨当下如何以乡村振兴为契机,推动传统制盐村落的经济建设,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合作共享的价值取向,积极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壮族三月三”歌圩节: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范式

“壮族三月三”歌圩节,是壮族重要传统节日,也是全区各族人民会聚交流、共同欢庆的节日。“壮族三月三”歌圩节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借鉴和吸收了汉族三月三上巳节的节期及活动形式,融入壮族的诗性思维、能歌善唱、以歌交友、依歌传情、倚歌择偶的传统,使“三月三”成为融祭祖、对歌、赏歌、娱乐为一体的盛大节日。遍布壮乡的歌圩,人潮涌动,歌声飞扬,塑成了广西“歌海”的美誉,是广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范式。

广西全州十大碗饮食文化叙事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广西全州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建构了自己的饮食文化叙事体系,其中以十大碗饮食叙事为代表。全州十大碗分别是团圆肘子、洮阳蒸鸡、香芋扣肉、东山腊肉、文桥胆肝、苦瓜紫苏酿、醋血鸭、天湖牛肉、豆干三丝、全州禾花鱼。无论是从饮食的历史文化叙事,还是从功能叙事、制作技艺叙事、生态叙事来看,全州十大碗蕴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体现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研究——以广西凌云县浩坤村为例

民族旅游发展是驱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动力。广西凌云县浩坤村紧抓民族旅游发展契机,实现“穷山村”向“新桃源”的巨大转变,推动各民族关系朝着友好和谐的方向发展。文章通过党建引领、经济促进、文化认同、社会建设四个维度探讨浩坤村民族旅游发展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大意义,提出坚持党建引领旅游发展、营造浓厚民族文化氛围、加大旅游发展支持力度、推进形成文旅融合模式的“浩坤村经验”,对其他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新疆饮食文化多重叙事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新疆饮食文化的融合性特征,是新疆各民族经济互通、文化互鉴、心灵归聚和精神相依的直观写照,也蕴含了指涉与确证新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重叙事。其在功能叙事中因适应交往的显性需求而生成、在地缘叙事中因契合交流的隐性脉络而形构、在群体叙事中是集结多民族经验智慧的实践范例、在文化叙事中是凝聚共同体信念力量的象征标识,由此也更应担负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的责任与使命。新时代,需进一步思考新疆饮食文化的现实应用,通过宣传造势明确感知、开辟场域延展空间、发起活动强化体验,有效发挥新疆饮食文化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的牵引与带动作用。

乐舞表演“场景”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基于贵州雷山黄里村、大龙村苗族鼓藏节的田野考察

贵州雷山县黄里村、大龙村鼓藏节节庆文化空间中的乐舞表演由村寨建筑(有形客体)、芦笙场(文化设施)、歌舞活动(艺术实践)、各身份人群(多样性人群)构成,这四项客观结构要素与“戏剧性”“真实性”“合法性”三个主维度及其十五个子维度的主观认识要素之间相互驱动、协同,促成了该节庆活动中“起芦笙”“讨花带”“跳篝火”三种核心的乐舞表演场景类型。这些场景直观地体现了各类乐舞交织的形态,同时作为各身份人群共建、共享、共融的互动空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表征与文化缩影。多样性人群通过身体实践以期待的、想象的且关涉到实质空间的、与他人交流的方式去思考、行动、抉择,在鲜活的体验与共同的表演中随乐舞表演场景的变化逐渐深入,因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该过程中表现出从“圈层扩展”到“互嵌互融”,再到“多元碰撞”的递进特征,并形成多元主体间连续的、稳定的社会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