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在场·媒介逻辑·媒介意义——民族传播研究的取向和进路

在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与传播的研究中,无论从宏观层面分析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乡村社会信息传播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还是借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从微观层面考察具体场域中民族社区和日常生活的变迁。这些研究取向都要面对如下的问题:我们如何在这些研究中寻找到不同个案之间的关联,从而建立起民族传播研究的理论框架?本文将民族传播的研究置于"媒介化社会"的语境下,提出民族传播研究的三个基本概念,即"媒介化"、"日常语态"和"超越乡土",并阐述这三个基本分析概念的彼此关联。最后,文章提出民族传播研究的进路应该把握住"媒介在场"、"媒介逻辑"和"媒介意义"三层关系。

CNKI中基于CiteSpace的民族传播研究可视化分析

本文基于CiteSpace软件就CNKI数据库中的核心期刊、CSSCI和CSCD期刊的文献数据中的723篇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通过对大量文献的阅读和各个知识图谱分析出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梳理揭示民族传播的研究脉络和研究重点,对进一步研究民族传播提供可借鉴的参考。

民族传播:概念、研究现状与展望

本文在对比"民族"概念的"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分野基础上,提出了民族传播的概念并分析了中外传播学对民族传播研究的现状与局限性,对中国民族传播研究未来发展提出展望,认为民族传播是传播学中国化、本土化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国民族传播研究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聚焦中国民族现实问题,体现学术担当,要将实现"五个认同"作为研究的落脚点。

“媒介化”与新媒体语境下少数民族传播研究

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少数民族传播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也一直处于不断的探索与变迁之中,采用'媒介化'的视角,通过对近几年有关少数民族传播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出新媒体影响下的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虚拟在场与少数民族文化生产、发展以及虚拟民族志与日常生活的文化意义生产、阐释三种研究路径。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处理好一般逻辑与特殊逻辑的关系,关注交叉性以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国际中文教育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播中的独特使命、功能与路径

国际中文教育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国际传播中具有独特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在语言文化教学、学科知识体系构建和全球中文教育事业发展3个层面均承载着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使命。它还具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国际传播载体,中外传播人才培养,相关教学资源建设,以及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等独特功能。国际中文教育可通过加强国际中文教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播能力培养,开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数智化教学资源建设及利用,加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播的专业化中外人才队伍建设,借力海外华文教育等路径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加速度”跨越式对外传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民族地区新闻与传播——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专业委员会2024年年会综述

2024年9月13日至15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专业委员会2024年年会在北方民族大学举行,年会主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民族地区新闻与传播”,全国40多所高校的130多名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与讨论。现将参会论文主要观点综述于下。

新媒体背景下民族文化的传播方式

新媒体的发展和普及使得民族文化的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传统的民族文化传播主要依靠口耳相传、书写记录和实物展示等方式,但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民族文化的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新媒体为民族文化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同时,新媒体的互动性和参与性也为民族文化传播带来了新的可能。

高校研究生民族文化传播类课程建设研究

本研究提出在高校课程体系中建设民族文化传播类课程,应突破开设单门理论课程的局限,将民族文化传播类课程作为高校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类开展教学研究与实践,更有利于完善课程体系与实现教育教学目标。民族文化传播类课程内容建设要紧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条主线,彰显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并向研究生传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观念、方法与路径。深化教育创新实践,将“三全育人”理念贯穿于民族文化传播类课程建设中。整合师资、物质、平台资源,建立“大协同”的有机联动体系,推进民族文化传播类课程教学的“三全育人”。研究从课堂讲授、项目竞赛、活动传播、沉浸体验、文化创新设计这五个维度设计课程,开展全方位、立体式的课程理论与实践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本研究旨在做好民族文化传播类课程建设的顶层设计,优化民族文化传播系列课程的建设、实践与改革,有效提升高校研究生对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理解、实践以及学术研究能力,使其能深度参与民族文化产业项目,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从贵州“村超”看民族文化传播特征与创新策略

文旅融合发展趋势下,优秀民族文化传承与传播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如何实现“破圈”,以建立乡村旅游品牌DNA和实现文化创新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以贵州“村超”为研究案例,解读民族文化在“村超”空间媒介中的传播特征和效果,总结民族文化传播的创新策略,以掌握文化可持续发展和现代传播的方法。本研究可为其他地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尤其对于乡村振兴、文化传播和共同体建设等具有启示作用。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新闻传播学研究现状评述——以藏语言新闻传播硕士学位论文为例

在新形势下,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少数民族新闻学的研究成果与队伍建设,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成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分支学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文章以藏语言新闻传播硕士学位论文为例将西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藏语言)文学专业下设的藏语言新闻方向硕士学位论文作为样本,对藏语新闻传播学相关研究作了整理和归纳。认为,藏语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论文将新闻传播学相关研究深入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领域,为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媒介融合已成为传媒发展新常态的当下,藏语言新闻传播学研究呈现主题多样、内容广泛,在多个学术向度上均取得了新进展。文章指出,西藏新闻事业在万物互联与智媒传播的时代大背景下,顺应传播对象收视习惯的变化所涌现出的应对趋势需提炼升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发展的区域样本与普适理论需深入细致的研究。

《格萨(斯)尔》史诗跨民族传播的音乐建构——以扎巴老人、琶杰、王永福说唱的“霍尔之篇”为例

音乐是口头史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史诗口头属性的重要表达,是史诗口头流传、传承之所以能够实现的重要依托与载体。在构筑"认同"的传统系统特征中,音乐可能是人们用来强化本族群属性、本质与身份的代表性符号,可以是一个民族身份认同、传递集体记忆的重要手段。据扎巴老人、琶杰和王永福的说唱样本显示,在说唱形式、音乐本体、腔词关系、传承方式与音乐创编思维、曲调的分类与应用、曲调的戏剧性和曲调的来源等方面,藏族、蒙古族、土族《格萨(斯)尔》史诗音乐分属于三个完全不同的音乐体系,具有较为明晰的族群属性,可作为判定口头史诗渊源可资借鉴的一个重要参数。因此,史诗音乐的独特创造可以是不同族群区分你我的重要工具,可以是分析《格萨(斯)尔》跨民族传播的视角。

高校操场文化活动在促进民族文化传播中的路径与作用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当中。高校操场作为学校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一所学校的文化风貌。校园文化建设并非只是物质建设,重要的是陶冶与熏陶。文章基于地区本土特色,探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民族文化传播路径,思考民族高等院校如何以操场为文化载体进行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传播。通过操场对民族文化的传播,促进民族交流交融,实现文化育人的良性互动。

媒介生态视角下民族地区对外传播研究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目前我国的民族地区由于大众传播技术发展缓慢、媒介对外传播过程中的能力不足、信息基础设施薄弱以及传播人才匮乏等情况,导致了民族地区在信息传播中的弱势地位以及民族地区对外传播"不对称"的现实情况。从主流媒体有关少数民族以及民族地区的报道来看,形象"被刻板印象化"、新闻报道被"问题化"、报道形式单一、报道内容缺乏深度。因此从媒介生态角度看,为了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必须努力发展民族地区传播事业,打破传播失衡的格局,通过多种措施来有效提升民族地区的传播影响力。

媒介化社会中的少数民族村民传播实践与赋权——云南大羊普米族村的研究个案

"媒介化社会"的背景下,对处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结构基本单元的少数民族村寨来说,村民能否积极有效地运用大众传媒并展开相应的传播活动,进而为自身权益的声张和自我发展道路的发掘寻求新的渠道或方式,成为媒介化社会中少数民族村寨发展的一个思路。少数民族村民传播实践活动及理念的提出,其核心就是要让村民自主地认识和运用媒介、自主地生产信息和传播信息,自主地把信息传播活动与实现社会建构有机结合,最终达成参与式的媒介和传播实践的目标。文章以云南省一个普米族村寨作为调查和实践的个案,分析了在媒介参与实践开展一年多的过程中的得失利弊,认为:村民媒介参与实践活动的意义在于增强边缘性群体在发展活动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进而寻找乡土社会"自有"的发展脉络,发掘当地人特有的"地方性知识",发掘自身独特的传播模式。

建构传播少数民族文化新媒体平台的思考——以武陵民族地区为例

以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迅速进入并占领人们的生活。结合武陵民族地区的新媒体发展及应用状况,分析和解读新媒体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以及存在的问题,对建构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新媒体平台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华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与形式探究

跨文化传播是人类文化存在与发展中最为普遍的一种现象,同时也是所有人类文化获得发展动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历史上我国文化对外传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文化对外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格局:中华民族文化对外传播既能借鉴我国跨文化传播的历史交流经验,也能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新契机,与时俱进地丰富与拓展传播形式与途径,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中华民族文化传播路径与形式包括官方和民间两大传播主体所主导的口碑传播、品牌塑造、实体展示、多媒体呈现、文创产业、民间交流等多种样式,早期建构的传播路径在当前势头强劲,新出现的传播路径也呈现出不断发展的态势。

民族文化传播:概念、指向、方法及展望--基于相关研究的思考

通过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献,可以梳理、归纳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学科任务、发展现状与未来走向。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目标是以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为导向的民族文化传播力提升研究。当前研究指向关注经济效益、回应政治效应和聚焦文化自身发展,其主导方法在实证和整体性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呈现计算机转向和跨学科的特点。未来研究者应深入民族文化内部,掌握其传播的真实现状,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通过国内各民族“多元一体”发展需求与政策背景的指引,增强提出问题的能力和研究的有效性。

“一带一路”少数民族纪录片文化传播研究——以《我从新疆来》系列为例

纪录片作为一种媒介,已成为传播不同国家与种族间文化发展最生动和不可或缺的形式之一。在"一带一路"宏观倡导推动下,少数民族文化得天独厚的优势逐渐显现。在塑造形象和传播文化时,更是以纪录片为媒介方式作为切入点,通过记录来充分表达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并作为纽带把少数民族文化输向世界。本文探讨了文化认同是记录少数民族文化的话语基础,纪录片是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媒介,"IP"开发是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创新趋势。

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学科建构与思考

民族文化传播学及其理论研究是对于民族群体承载并传递民族文化信息、物质的传播行为、相互交往行为活动规律的理论建构,也是创建中国特色传播学的重要基础。民族文化传播学研究的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传播与文化信息交往研究;民族文化传播学与民族文化遗存形态关系研究;人作为文化的媒介,成为传播的终极介质研究。用现代传播研究方法,对民族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传播方式、传播初识、传播行为、传播介质的研究。同时研究这些介质本身保留的民族文化。创建民族文化传播学,同西方大众传播学的规律性研究不同,它更加关注对于民族生活化传播行为的研究,并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视角进行传播内容的文化分析,以沟通文化传播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

边疆民族地区影视剧传播的社会意义解读

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问题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边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使少数民族受众在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三者关系的认知上容易错位,加大了社会风险。当下,学界对影视剧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传播的社会功能重视程度不够。笔者认为,影视剧作为一种生活艺术形态是民族精神的动力,也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呈现载体,研究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传播功能关系到我国的边疆稳定和国家发展。"一带一路"的宏观政策又为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带来了契机。研究影视剧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传播问题不仅关系到地方精神文明建构,又与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