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中的民族传记及其特点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民族融合、民族迁徙最剧烈的时期,众多的民族建立了本民族的政权,而且还与诸多的海外民族发生联系,所有这些内容都被记载在《魏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北史》《南史》等正史的民族列传当中,研究这些民族传记及其特点,对于民族史的研究乃至于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前四史”的民族传记与秦汉时期的民族史研究

前四史形成于古代中国首个治乱周期内,其民族传记对中国各民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记录和研究,反映了中国民族发展历史的时代风貌,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建设的组成部分。前四史的民族传记开创了统一多民族中国民族历史的叙事范式,最早揭示了各民族之间虽然存在矛盾冲突,但通过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缔造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真实,对于后世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民族志传记

民族志传记,简而言之就是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方法,对某一位主体(通常也是文化他者)的生活和经历进行描述的文本,目的是认识他者的社会和文化。民族志传记是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所产生的一种研究范式,它集中体现了人类学后现代派对于文化、书写(表述)、事实与虚构以及社会和个体的全新阐释,展示了另一种社会和文化事实的理论预设。传统民族志的"真实性"一旦消解,带有太多人类学家主观性因素的、在过去只能算作人类学田野脚注的日记、随笔、散文、素描式的人物刻画,甚至自我感受,在对他者或者个体的研究和阐述中显现出来,并逐渐发展成民族志的一种文学性体裁。民族志传记将自传、传记、民族志等多种文本融合在一起,不同的体裁甚至学科互为语境和参照系,从而使多元阐释成为可能。

也谈“秉笔直书”

秉笔直书是历代编史修志必须奉行的原则，而实际上真正能操“董狐笔”者却不太多。封建社会受“三纲五常”伦理道德影响，社会主义新方志有正确指导思想指导，然而首届修志仍有不尽人意之处。本文结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试从两方面来谈谈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史记》《汉书》匈奴传记比较探究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56 个民族相互协助、融汇聚合,逐渐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统一体。匈奴在中国古代民族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少数民族,在民族融合的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作为史传文学的两座丰碑,汉代司马迁《史记》中的《匈奴列传》和班固《汉书》中的《匈奴传》对匈奴的民族历史都有详尽的记载,具有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主要以两篇匈奴传记为例,分析比较二者多方面的异同,探究民族传记的内涵,为民族建设和复兴提供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