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性研究述评

中华民族共同性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和核心要素,具有凝聚性、关联性、归属性、认同性以及一致性等多维特性。中华民族共同性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上自然生成的结果,也伴随时代发展不断形成新的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紧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和各民族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进一步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内涵,中华民族共同性成为理论界的研究热点。理论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性理论内涵的研究,分别从“历史形成”说、“要素重叠”说、“认同”说、“类型”说、“发展”说和“原则”说等维度进行系统阐述。中华民族共同性兼具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中华民族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对中华民族共同性历史阐述高度定位和民族工作领域挑战的有效回应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究其理论渊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科学指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以及对西方共同体理念的借鉴与超越。理论界对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探索,主要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宏观维度,以及社会机制体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节日庆典活动、民族地区的具体实践等中微观维度展开。因此,要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理论体系构建、深化学科交叉、加强具象化以及实证研究。

旅游如何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

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方向,旅游如何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基于文旅相关部门发布的旅游典型案例,文章对旅游与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方式及其实践路径进行系统总结与反思,以期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完善和巩固,深化对民族团结本质的认识,为开展民族工作提供借鉴。

边疆的空间性:“区域中国”的一种阐释路径——对“中华民族共同性”论述的新思考

民族国家是以中心定"边疆",基于民族主义书写的中国史与民族史难以克服内在的逻辑矛盾,无法理论自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边疆"与"核心区"的转化,需要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区域中国"作为一种超越单线民族主义史观的"大中国观",以更大的包容性、多样性、统一性的空间维度来表达"中华民族共同性"与"边疆"的关系,蕴含着以中国经验表达自身历史的一种尝试。

上金船街:一个从边疆视角理解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文化地景

中华民族共同性理论是在费孝通的“民族聚居区”和“民族走廊”等区域理论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从区域研究来讨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范式,使边疆区域的民族关系得以纳入中华民族的整体关系之中,边疆因而成为复线叙述中国历史的重要视角。自秦汉以来,广西龙州县上金半岛一直作为连接郁江流域与红河流域的水上交通枢纽,留下了丰富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印记。民国时期上金县政府基于重振昔日“窑市”的边疆繁镇地位而修建的上金船街,直观地体现了地方官员与边地人群合谋营造“物象化”的文化地景,将国家意识形态与边疆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群体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上金船街也因此成为一个从边疆视角理解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文化地景。挖掘上金船街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有助于铸牢边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国民意识培育: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内核及其进路

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需要从民族国家构建和发展中寻求基本进路。“国民”是伴随民族国家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政治身份,基于一元化国民权利搭建的政治制度安排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中国现代国家语境下的国民意识是在民族国家构建和发展进程中被逐渐塑造起来的,它既具有民族国家形态下国民意识的一般性,也内含中华文化基因,表征中国现代国家特性。无论从民族国家一般特性,还是从中华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来看,国民意识都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内核。这种内核体现为国民意识是增进共同性的前提、是支撑共同性的主轴、对增进共同性具有根本性效能。通过国民意识培育来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基本进路,主要包括:坚持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保障国民合法权益;加强各族人民共有奋斗历史教育,铸牢国民共有精神家园;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拓宽国民交流互动平台;赓续共同利益,塑造国民集体行动意愿。

中华民族共同性及其增进理路:一个民族政治学的解释

增进共同性是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方向,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从民族政治学的视域出发,有助于厘清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基本内涵与增进理路。中华民族共同性源生于政治公共性与民族文化性的内在统一,是全体人民共同依存与彼此关怀而生的积极关联性。对全民积极关联性内涵的把握,有助于排除纯粹同质性、多数强制性和封闭排他性等认知误区。与此同时,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还需认清共同性阙如可能带来的民族政治问题与隐患。对此,就需要明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各族人民对增进共同性的呼唤,通过增进全民关联的意愿性、意义性和使命性,延展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宽广度、提升共同性的厚重感、推进共同性的持续性。由此,各族人民彼此与共的积极关联得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性也随之高质量增进。

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类型、凝聚机制与形成过程

探究中华民族共同性及其凝聚机制是理解中华民族深刻内涵的基础。中华民族共同性从纵向上分为继承的共同性和凝聚的共同性,从横向上分为各民族自然交往交流产生的共同性和国家意志塑造的共同性。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机制包括历史书写与能动构建互动统一机制,以及历史方位与目标互动统一机制。在论及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机制时既要关注多元走向一体的趋势,也要从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视角来审视“一”对“多”的凝聚,二者在实践中实现统一,而共同性的成长是连接“多”与“一”的桥梁。从中华民族复合性生成的过程把握中华民族共同性,一方面要把握实体结构上的复合性,即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单元构成;另一方面要把握内涵上的复合性,即内在生成逻辑与构成要素的复合性,这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东方与西方相贯通、兼具“国家”与“民族”的双重使命使然。复合性既构成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增长点, 也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性凝聚机制的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理论对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三个启示

共同体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基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是共同体中的存在,推崇“真正的共同体”;认为人们在共同体中共存互补,注重交往与联合;认为共同利益是把共同体成员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强调成员利益的共同性与一致性。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理论既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钥匙,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学理支撑,对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有三方面启示: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演进与时代价值,增强对它的认同,在对“真正的共同体”的追求中,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有助于团结共同主体,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助于促进共同利益认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诗性表达--以三大英雄史诗为主线

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作为中国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三大英雄史诗在主题思想、演唱表演、流传等方面具有众多共性,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文章探讨了三大英雄史诗以人民情怀为主的主题思想、以英雄主义为主的人物形象、以民族交融为主的艺术传承等方面的共性,并分析了其在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的积极传播效应,尤其是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价值和重要意义。

民间文学中的中华民族共同性——以黑龙江世居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为例

民间文学是各民族同胞以本民族生活为“蓝本”,“就地取材”集体创造而来的口头文化遗产,凝聚着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与思想精髓。几千年来,随着中华民族逐渐凝结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也在“多元”中蕴含了丰富的中华民族共同性,这在黑龙江世居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便有诸多例证。以黑龙江世居少数民族——赫哲族、鄂伦春族民间文学为例,分析其在说唱语言、表现形式和人物形象塑造上体现的黑龙江区域少数民族共同性,及其在精神品质方面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性。这将有利于更加深刻地认识区域民族共同性与中华民族共同性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增进民族间的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疆叙事向度:谷苞先生中华民族共同性思想的主要内涵与重要贡献

谷苞先生基于传统边疆“文化主体性”叙事中轻视边疆人文贡献、单线叙事遭遇挑战以及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民族区域观”等理论基础,提出中华民族共同性思想,其内在涵括农业区和游牧区的互补共生、农耕与游牧均依托土地辛勤劳作以及两大区域均秉持“大一统”理念等内容。该思想既有别于传统的边疆观,也跳脱出西方“共同领域”内在逻辑,为赋能边疆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谷苞先生从中华民族多元主体交融互动的角度理解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提出中华民族共同性思想理论,对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构建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费孝通民族研究理论与“合之又合”的中华民族共同性

本文立足对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性等概念梳理的基础上,把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置于中国文明历史进程的大脉络中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凸显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对费孝通民族研究理论的回顾与反思,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内在运行机制和特点及其对新时代民族研究的重要启示。文中强调历史上各民族历经"合之又合"的内在运行机制,是在交往交流交融基础上的内在统一。费孝通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单一民族研究的限制,从区域和网络来研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方法论上的拓展。不同的历史文化区域是在各民族文化交流、经济往来、社会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区域文化,进而互相汲取人文发展、共同发展的历史经验。通过对费孝通民族研究理论的思考,对于新时代的民族研究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乃至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论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以白族“礼俗互动”为视角

以“礼”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无论是作为社会实在还是话语形式,始终与“俗”相辅相成,代表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普遍性及其特殊性。某种程度上,它们之间在社会实存中存在似是而非的相似性,在话语形式上导致模棱两可的话语体系,两者间的张力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多层次性。礼俗互动的研究范式旨在探讨文化多元性、多层次性的社会机制,并在多样化的社会差异中找寻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同一性。白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自古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亦是儒释道融合的民间典型之一,分有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共性。把白族礼俗互动的文化特质放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来讨论,目的在于从中挖掘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同一性,也意在追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起点。从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诉求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河西视角:以区域研究和知识范式的转变为中心(1980—2022年)

四十余年来,国内的河西走廊研究在民族走廊、农牧互动、新文化史和中华民族共同性等概念、理论的影响下,从对社会生活、民族迁徙、经济生产、生态环境等议题的事件始末考据,日渐朝着具备区域研究特征的日常生活、商业网络、社会关系、生态移民和族群互动等议题转型。走廊研究作为一种议题取向和知识范式,推动着人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框架下对近代河西走廊“历史分水岭”和“绿洲与农牧关系”等问题展开思考。以清代中期河西走廊农耕区与天山北路农耕区的连接作为“分水岭”意味着时间逻辑的在地化;而藉由区域研究的范式,“绿洲、游牧与农耕”的空间关系成为了研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性所需要的知识取向。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演进、内涵、特征及进路

现阶段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探究,既要注重赓续过往的研究理路,又要注重对接新时代的主线思维。一方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旨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性建构,就此意义而言,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先导;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本质上属于精神文化认同范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存在一体两面的密切关联。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复合概念,“中华民族”体现其主体性,“共有”体现其方向性,“精神”体现其本质性,“家园”体现其同构性。在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主体性要求正确把握中华民族意识与各民族意识的关系,方向性要求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本质性要求正确把握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同构性要求正确把握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新时代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高度重视对上述关系的处理,通过系牢中华民族精神纽带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交往与共同性生成——考察民国时期“旅内”边疆学生的一个维度

有鉴于国民教育具有增进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团结内部”和“抵御外侮”的重要意义,民国历届中央政府均将“鼓励边疆学生赴内地求学”作为统合边疆民族的基础性工程,并在政策激励、制度保障方面积极探索,努力推行。从具体实践看,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边疆学生的族际交往呈常态化,他们对内地社会的认知,多数经历了一个“因观摩而了解”“因了解而团结”的过程,这对于来自边疆地区的青年学生与生活在内地的人群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促进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能够起到重要桥梁作用。尤应指出的是,一些边疆学生通过在内地的学习、交往与交流,对历史上的“华夷关系”和所面对的民族关系有较为清晰的认知,致力于表达民族间的共同性,认同中华民族的一体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共同”意涵与建设要求

中华民族共同性意味着中华各民族所共创共有共享并且持续认同的带有中华民族特征的共同要素,以及表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层面的整体规范,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与现实建设的核心关切。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共同”意涵表现为“关系基础—实践过程—现实表征—未来走向”的逻辑链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讲清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建设要求,形成了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大原创性论断。其中,“五个‘相’”的共生关联、“五个共同”的共创实践和“四个共有”的共同归属等论断,是全面描绘中华民族共同性在联系、实践、归属、命运等方面的整体性表达,进一步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呈现协同推进的现实逻辑,形成增进、强化、发展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现实要求。为此,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新的历史背景下强化各民族的共生关联、共在实践、共有归属创造有利条件,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更高程度的团结统一。

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谷苞先生的民族学思想内核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谷苞先生在新疆天山南北的农牧区社会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在前期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谷苞先生在关注丝绸之路的过程中形成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思想,进而将其用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多民族关系;同时,谷苞先生认识到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前提,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这是谷苞先生最重要的民族学研究成果。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强,并对中华民族进行长时段的形塑。谷苞先生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理论,在当下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资源与实践策略。

论谷苞先生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谷苞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是坚持中华民族史“解释”进路的极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谷苞先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扎实的社会调查,借助广博的知识,形成了正确认知评价历史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谷苞先生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立足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推动民族发展等现实目的,在对中国史、族别史、地区史、民族关系史等不同领域的研究中,正确认识到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路向和演进脉络,准确把握统一、凝聚与发展的中华民族史主流。谷苞先生的研究之所以对于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具有启示意义,是因为其坚守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立场,基于整体史观,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高度掌握历史叙述权与话语权,在大历史观中正确判断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与繁荣的主流和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