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新疆民族分布格局的演变与民族政策的制定

清朝建立以后即与新疆地区的各个民族建立了联系,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终于平定了准噶尔,统一了天山南北,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从而促进了内地与新疆、新疆南北两路之间民族的迁徙与流动。在此过程中,清初新疆"南回北准"的民族分布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逐渐形成了各民族交错杂居、相对隔绝的分布特点;与这一变化相对应,清政府在新疆的民族政策也做了适当的调整,其影响及于近代。

缅族崛起对缅甸及其周边地区民族分布格局的影响

缅甸骠人王国衰落之后,缅族取代其位置并在缅甸中部地区快速崛起。经过几个时期的发展,缅族不仅实现了在缅甸国内的崛起,并且实现了在东南亚区域内的崛起。缅族的崛起和发展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其中,对民族分布格局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缅族的崛起打破了缅甸国内骠、孟、若开三个族群三足鼎立的状态,形成了缅族一枝独秀的局面;重塑了掸族各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中缅之间的地缘政治环境;阻断了泰族西进的路线,延缓了阿瑜陀耶王国的发展进程。

金代北京路民族分布格局的演变

终金一世,北京路地区生活的契丹人、奚人部分被迁至泰州、金源内地,部分南下中原,大部分留居原住地。由上京路迁至北京路地区的女真人主要分布在泰州、临潢、大定府、宗州、兴州、全州等地。以农耕经济生活为主的汉族、渤海族人集中地分布在辽西州县如大定府、广宁府、兴中府等地区。

中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演变

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格局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复杂的过程。从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历史演变历程来看,"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态既是我国各民族长期以来自然分布状态的历史延续,也是2000多年来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的历史结果,更是我国古代各民族互动和民族融合的自然产物。从宏观上把握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演变规律和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民族分布格局的变迁

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周王室势力衰微,被华夏视为戎、狄、蛮、夷的周边诸族群纷纷进入中原,形成了与诸夏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中经春秋战国时期诸族群之间的战争与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内迁的诸族群最终在族群意识上趋向认同于华夏。至战国中晚期出现了华夏族群居中,戎、狄、蛮、夷诸族群居于四边的分布格局。这一分布格局无论是在客观上的民族地理分布或是思想观念上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族群流动与社会平衡:20世纪上半叶马鬃山在河西走廊多民族分布格局中的意义

马鬃山是河西走廊西段的一座山脉,也是进入蒙古高原和新疆地区的一道门户。20世纪上半叶围绕马鬃山及周边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族群流动,在当地引发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影响了河西走廊及周边地区的社会平衡。苏联的地缘政治影响波及中国西北边疆,使马鬃山呈现出一定的边疆性特征。同时天山一带的哈萨克民众与新疆军阀之间的冲突,也与苏联有着潜在的关联。在这种情形之下,苏联的地缘政治影响在传输过程中逐渐进入河西走廊的西段,使马鬃山成为河西走廊周边社会能量的传导中心。周边不同族群通过马鬃山进入走廊内部,对于20世纪河西走廊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塑具有重要意义。

19世纪吉尔吉斯北部多民族居住格局的形成及影响

19世纪中期沙俄征服吉尔吉斯人之后,将大批俄罗斯、乌克兰农民迁入吉尔吉斯地区。19世纪70、80年代中国西北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逃入中亚东干人和一部分被迁入中亚的德意志人最终也大部分在吉尔吉斯北部定居下来。大量移民迁居到吉尔吉斯北部地区改变了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成分和物质文化的构成,打破了吉尔吉斯旧的社会结构,改变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分布格局。

交通现代化如何影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基于横断山区的空间统计分析

仅仅停留在“城—乡”“民—汉”二维空间变换来审视各民族如何交往交流与交融是不够的,还应对促成这一空间变换的“交通现代化”做深入分析。故以现代交通为坐标,以横断山区为空间分析单位,综合描述统计与非参数检验方法,结果发现:交通现代化极大地重塑了少数民族总体分布格局,但并没显著地推进区域内各个民族间“互嵌”。具体到横断山区11个世居少数民族来说,藏、彝、傈僳、哈尼、独龙等分布格局演变与交通现代化显著相关,但羌、怒、白、普米、纳西、珞巴等分布格局演变却无甚关联。这一空间分异的结论启示人们:以空间分布为切入点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交通现代化虽是必要条件,但仍须综合考虑影响人口迁移的其他因素。换言之,在地旅游线路开发诚不可缺,进城少数民族如何适应亦不可等闲视之。

关于藏彝走廊的民族与文化格局——试论藏彝走廊的文化分区

面对藏彝走廊地区复杂多样的民族与文化,如何从整体上认识与把握其内部的民族与文化格局?这是藏彝走廊研究中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本文从宏观上对藏彝走廊的民族与文化格局进行了探讨,指出藏彝走廊除"北藏"、"南彝"这一基本格局外,尚需要从文化区的角度来加以区分和认识。本文在综合考虑民族、文化、地理空间三要素的基础上,着重以自称、语言、历史记忆和宗教信仰为标志,将藏彝走廊从整体上划分为七个文化区,即羌(尔玛)文化区、嘉绒文化区、康巴文化区、彝文化区、纳系文化区、雅砻江流域及以东保留"地脚话"的藏族支系文化区和滇西怒江-高黎贡山怒、傈僳、独龙族文化区。本文还分别对各文化区的主要面貌与特点进行了初步归纳与描述。

察汗诺门罕旗北迁述论

察罕诺门汗旗的北迁是安多藏区民族分布格局重大变化的一个缩影。察罕诺门汗旗数次往返黄河南北,其驻牧地也随之发生了多次变动。察罕诺门汗旗的北迁,是在特殊气候条件下为获取生存空间,以及蒙藏势力消长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该旗的发展以及安多藏区民族关系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中期亦不剌西迁青海述略

明正德年间，右翼蒙古首领亦不刺因反抗达延汗统一战争的失败，与鄂尔多斯部首领满都赉阿固勒呼率部西迁青海，拉开了蒙古族继元朝以来重新开辟青海这片活动领地的序幕。他们迁人青海，打破了自明朝初年以来这一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是明代蒙古史、青海地方史上的重大事件，对蒙古族自身及明朝中后期的军事防御格局、经济贸易政策、民族宗教政策等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青岛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少数民族的分布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上原有的民族分布格局正在逐步被打破,民族间的交往越来越多,民族间的共同性和包容性不断增多,封闭的单一民族性社会区域是不可能存在的,地区间、民族间的交往与人口流动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