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新视角——读《统一·自治·发展——单一制国家结构与民族区域自治研究》

《统一·自治·发展——单一制国家结构与民族区域自治研究》（戴小明等著，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以独特的视角，就单一制国家结构与民族区域自治问的关联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作者认为，我国属于复合型单一制国家，设立特别行政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等充分体现了“复合”性特点。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建构——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历程

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共同纲领》的宪政宣示尽管具有最为重要的合法性确认意义,但这一基本宪政制度的真正奠基,则有赖于民族识别、民族干部培养、少数民族地方民主改革等一系列相关政治实践。这其中,少数民族地方民主改革可视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基的关键,它直接决定了新中国的民族治理制度是否坚持和贯彻了社会主义方向这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最实质所在。同时,新中国通过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民族治理的基本宪政制度,也实现了清末以来多民族大国的民族—国家建构的真正飞跃。

从联邦制设想到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之路

对于如何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先后提出了联邦制、少数民族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和民族区域自治三种主张。选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及“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内涵的全新认识和把握。

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看国家结构形式的确立

针对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到抗日战争结束,曾提出民族自决权和建立联邦共和国的设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逐渐开始主张在少数民族区域建立少数民族的自治区,但仍试图实行联邦制。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最终确立了在统一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内实行自治地方的形式。建国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民族自决权·联邦制·民族区域自治——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思想的再探讨

本文运用统计量化与语景、语意等方面的分析相结合 ,对学术界多年来有关抗日战争时期党和毛泽东民族自决权、联邦制与民族区域自治的某些看法进行再探讨 ,认为抗战时期是党的民族理论思想多样化并存发展的历史时期 ;党的民族自决权、联邦制思想具有特别的蕴意 ,即通过“自决联邦”的方式 ,建立一个有外蒙古参加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当年民族理论ABC的多样化发展是党探求民族平等团结与国家民主统一。

从联邦制到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转变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中共建立之初,主张实行民族自决,建立联邦制的国家政权。后来,经过不断探索,最终抛弃了联邦制的主张,把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一政策符合中国的实际,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关于李维汉建议中共中央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问题的考证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曾主张效法苏联,长期宣传少数民族自决、建立联邦制国家。但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中共中央突然放弃了上述主张,而决定实行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此,近20年来学术界一般均认为这是李维汉建议的结果。问题是,经过查证,这种说法的依据仅仅是在事隔30余年后李维汉的一则回忆;并且,在中共民族政策转向前夕李维汉因摔伤腿而未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也对李维汉是否可能提出上述建议构成了不利的证据。但是,李维汉提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借鉴苏联民族自治形式中的＂行政自治＂,当是确切无疑的。

论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与发展的。中共“二大”到“九·一八”事变前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萌芽时期;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形成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并逐步走上法制化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已成为推动我国民族工作不断前进的有力保障。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选择的历史考察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用民族区域自治制解决民族问题,是各民族的共同愿望,是马列主义者的理想模式,更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抉择。民族区域自治制的伟大创造,顺应历史、合乎民意。

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重大转变——从联邦制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文章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从联邦制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转变过程。作者指出,造成民族政策转变的原因在1983年李维汉同志给中央领导人和邓小平同志的信中有说明,一是由于我国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杂居和交错而居,二是我国是在党领导下各民族平等联合建立的共和国,没有经历民族分离。此外,毛泽东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建国前的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也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李维汉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

李维汉是我党瓦族工作的先驱，远在延安时期就致力于民族问题的研究。新中国建立后，他在长期主管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期间，更以极大的热忱关注和研究民族问题，提出了许多符合客观实际的观点，形成了他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思想。本文着重论述李维汉在择定、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的突出贡献。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三维视域

新中国继承了统一集权的多民族国家"因俗而治"的历史传统,从民族融合杂居的现状出发,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单一制民族国家理论,汲取列宁的联邦制建国方案经验,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单一制的框架内,将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相结合。

淡化“民族自决”观念,强化“民族区域自治”意识——中共在抗战时期对于“国家统一”目标和模式问题的理论探索和实践

抗战时期,是中共在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于＂国家统一＂目标和模式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之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一方面,中共仍然没有放弃二大以来确定的以＂民族自决＂和＂地方自治＂为基础建立＂联邦制＂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但是,另一方面,中共在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和国家理论与中国＂国家统一＂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已经逐步认识到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模式＂有违中国历史传统和基本国情的弊端,因此在处理实现＂国家统一＂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国家结构和国家形式问题等方面,开始逐步扬弃客观存在的导致中国四分五裂、导致中华民族离心离德隐患的＂民族自决＂的理念和概念,开始明确提出并日益强化＂民族区域自治＂的理念和概念并付诸实践——当然,此一时期中共＂民族区域自治＂的理念和概念还是被置于＂复合制＂之国家结构、国家形式——＂联邦制＂的大框架内,有其自身不可解的逻辑矛盾。但是,也正是基于此一＂两难＂因而难以＂两全＂之＂困境＂,中共这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突破和创新,为中共在其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前夕,彻底摒弃＂联邦制＂之＂国家统一＂的国家结构、国家形式,而全面代之以具有鲜明而突出的中国风格和气派,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以＂中央集权＂为主导,以＂民族区域自治＂为特色的＂单一制＂共和国之＂国家统一＂目标和模式,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内驱力。

关于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原因分析

实行民族分离从而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在民族自愿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制国家和在单一制的国家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在政权建设方面和在国家建设方面解决民族问题的三种不同的途径。

从联邦共和国民族自治区域设想到统一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确立——兼论中共领导建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历史意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在建国纲领中提出国家实行统一共和国和民族区域自治,这经历了从联邦共和国民族自治区域设想到统一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确立的逐步认识、逐步实践、逐步积累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在极其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历经坎坷,在局部执政的革命根据地逐渐把实践民族区域自治而不是建立民族共和国或少数民族独立政权作为执政的实际行动纲领,使民族区域自治实践逐步发展,从而在革命战争中越来越广泛地团结各民族开展革命斗争,最终在开始执掌全国政权的历史关头将民族区域自治上升至中国民族问题的最重要政策和基本政治制度,完全放弃了建立民族共和国及组成联邦共和国的纲领主张。在探索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过程中,1936年党领导建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对民族区域自治成为党执政的实际行动纲领,有着实践萌芽性意义。

论宪法规定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的国家制度之一。在制定现行宪法时,其中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继续坚持这一制度。事实证明:坚持这个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确理解民族区域自治制

新疆是伟大祖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又是根据国家宪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多民族聚居地方。如何正确理解区域自治制确切含义，对于新疆进一步全面贯彻党和国家总路线、总方针，全面实施国家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新疆四化建设事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联邦制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转变

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和自治权，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最基本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初期起，就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根据国内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和中国革命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和探索，终于走出了民族区域自治这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