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的主要行政权利与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都明确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有行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行政权利与义务,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行使自治权利与履行自治义务。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自从颁布起至今,对保障和引导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运行,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决策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体制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主要通过投资计划控制社会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的模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市场机制利益导向正在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发生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经济发展中的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和经营主体根据市场的需求变化,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决定了其投资经营的发展方向,进行资产存量的产业间横向转移。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很大部分已被市场机制及投资主体行为所取代。

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概念框架

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已成为当今国内外地方政府面临的趋势与潮流。文章从实现科学发展的需要、提高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需要、内部问题的"逼迫"与各族人民多元化的需求、降低行政成本、维护西藏稳定的政治使命等方面,提出了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理念、主体、方式、内容,以解决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治领域、行政领域、公共服务领域、社会管理领域中突出的公共问题。

论科学发展指导下的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治理方式选择

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治理方式的选择决定和影响着西藏的稳定与发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按照西藏的特殊区情选择治理方式,实现西藏社会的有效治理,符合国家和西藏民族区域地方的公共需求。转变观念,针对西藏特殊区情进行治理,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加强社会管理,大力改善民生,维护和谐稳定是治理方式选择的基本内容。

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 提高依法管理社会能力的措施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依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断提高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管理的法治性与规律性,充分体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效率性与和谐性,取得各族人民群众满意的效果,必须坚持不断强化法治政府建设,进一步推进政府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强化街道(乡镇)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充分发挥社区自治在社会管理中的主体作用,提高政府推进社会依法自治的能力;增强社会组织依法实现自我管理的功能,提高政府动员社会力量管理服务社会的能力;强化对重点人群和重点区域的管理与服务,提高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能力。

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治理

经济全球化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快速变化的新世纪,给世界各国或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地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全新挑战,最重要的应对方法和措施就是对政府进行治理,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构建趋向

建立和完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是地方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面临着不同于一般地方的特殊因素,其绩效管理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符合民族和地方特点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对于增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的公共责任感,改善行政效率与效益,提高各族群众的施政满意度,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治理视域下的民族区域自治政府绩效评价

治理理论及其所倡导的地方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的多元与治理的多向度使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多了一种全新并极有价值的研究视角与分析路径。运用地方治理理论,将民族区域自治政府内部绩效评价与外部绩效评价相结合,初步构建民族自治地方以第三方为主体的政府绩效评价分析体系,对于最终实现我国民族地方的治理乃至善治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在其行政环境、行政管理体制、行政职能配置等方面具有不同于一般地方政府的特殊性。这就决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特别是在公共服务领域也具有特殊性,本文仅从生态环境建设、公共医疗卫生、公共财政制度等三方面简略介绍民族地区所存在的特殊性。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学习型政府建设

建设学习型政府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管理不断创新的动力和发展方向。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与一般地方政府有着很大的差异,其学习型政府建设也具有特殊性,本文就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学习型政府建设的现实必要性和具体路径作一简述。

政府行为视角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由于人文历史、自然环境等因素的限制,经济增长方式属于粗放型,市场机制并没有有效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型向节约型转变,这需要我们从政府行为的视角下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体制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从政府制度改革创新,来促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能力

本文基于2007-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以地方政府创新偏好为中介变量,财政分权能通过促进地方政府创新偏好,进而正向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分地区考察发现,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在东中部地区,财政分权会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关系并不显著。

关于完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体制的思考

本文针对我国现行民族区域自治立法体制及其存在的问题——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限的范围不统一、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主体的设置不科学、特殊民族立法程序不合理等,在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的路径。

新时期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的研究状况与发展

新时期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理论研究的起步与发展、稳步推进、深化与突破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理论研究所关注问题的重心有所不同,研究方法、知识亦在更新,从中可以看出,新时期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显著的成绩,并为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但也应看到,自治立法理论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还有许多新领域和新课题需要开拓与探讨。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萌芽——中共领导建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之探析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和宁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第一个比较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党和红军经过努力探索,首次使用了少数民族"自治政府"的称谓,开展了回民自治的群众运动,运用民主的方式产生了政府领导机构,并通过了自治法规性的文件。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对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局部执政地区民族区域自治的探索,乃至对革命胜利后确定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都具有实践萌芽的意义,是党最初尝试运用民族区域自治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珍贵结晶。

民族区域自治权行使的影响因素及保障对策——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

民族区域自治权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是衡量是否真正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唯一标准,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实和完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实践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非内生性、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的非自足性、自治机关的双重性以及自治权的非彻底化等因素,严重影响了民族区域自治权的有效行使和落实。新形势下,如何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权的有效行使与落实,成为摆在中央政府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面前的重大任务。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点与改革

在中国政府体系中,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既具有一般地方政府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独具的特点。特殊的行政环境、特殊的使命与职责、特殊的法律地位与权力构成等等,使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在全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行政管理改革逐步深入的背景下,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和艰巨的任务。

区域发展视域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法治建设路径探析

为了平衡民族地区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明确提出,要加大力度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面临新形势下区域发展政策的层见叠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要抓住化蛹成蝶的转型机会以期实现跨越式发展,这需要当地立足于区域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目前我国区域法治建设多是从宏观之上进行法治整合,而忽视了具体地方法治建设的支持,而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进行自上而下的法治移植,换来的可能是对正式法律制度的规避,其特殊法律地位决定了当地参与区域体一化法治建设,不能使用超前的理性主义建构,而要采取演进式或生成式,从内部、从诸多行政地方本身的法治建设入手,通过行政地方法治建设的创新来保障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是一个内外结合的法治建设路径。

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的地位日益重要。同时,我国债务规模不断扩大,是否具有可持续将取决于地方政府对创新的影响。基于2010—2021年29个省份的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创新具有显著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随着省份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弱;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创新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对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影响较东部与中部地区更强。因此,地方政府应合理调整债务资金用途,规范债务发行管理,制定适当的经济增长目标,促进区域创新活动的良好发展。

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地位及其地方立法研究

一部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史,既是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也是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自我完善和发展史。建国以来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赋予了西藏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特别是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西藏民族区域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同时成为西藏地方立法的主体。西藏地方立法为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而产生,随国家立法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发展而推进。西藏地方立法遵循我国一般地方立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的基本原则,即立法统一、从西藏自治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民主立法、立法法制化等,并从根本意义上实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体而历史的结合。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是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发展的显著特征和重要历史经验。而且,其制度化、法制化越深入和广泛,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就越充满生机和活力,并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

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关系——以“优惠照顾理论”范式为视角

以"地方自治理论"范式无法有效解释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关系;在"优惠照顾理论"范式看来,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是一般地方所没有,而为民族自治地方所拥有的"优惠照顾"权力;从规范分析角度,民族区域自治权关于"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的立法依据,与一般地方立法权关于"本行政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的立法依据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立法原则上,民族区域自治立法遵循的"可以抵触,但不得违背"的原则仅仅限于自治法规"变通规定"这一部分内容,其他内容与一般地方立法相同,应当遵循"不抵触"的原则。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二者应当和谐相处,可以起到"功能"互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