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反思、个人觉醒与家庭归属——论王童电影的底层书写

王童,中国台湾电影导演,原名王中和,祖籍安徽,生于1942年,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王仲廉,他姥姥家是河南开封望族,姥姥和母亲都曾受过高等教育,特别是母亲曾在河南大学求学。1949年,幼年的王童随父母撤退至台湾。1961年,王童从台湾艺专美术系毕业,在服完两年兵役后进入"中央电影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任美术指导,作品有《养鸭人家》《侠女》等。

鲁迅的民族反思与批判意识

文章论述了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与反思批判民族文化传统落后面的辩证关系 。

日本民族性电影反思的不足与偏颇——以《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为例

民族电影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展现本国固有文化和内涵的深层次的精神意蕴和人文社会成为民族性电影的核心。民族性电影要将其文化融入世界现代电影大潮中去,反思民族的同时传递其想表达的核心精神,将本土人文精神寓于镜头、画面、色彩等电影媒介之中。《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作为日本系列电影,通过战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同代表日本民族精神内涵的东京电视塔的梦幻之景相联系,展现了日本固有的“物哀”美和其自身的民族文化特征,但同时也在其整部影片中发现对于二战时侵略行为反思不彻底以及将其民族形象置于受害者形象之下的民族性表达,这种文化内涵和精神意蕴的展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与偏颇。

改革开放与民族反思

近来我想主要是由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与扩展有一种民族性反思在兴起，——它是在对古今中外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寻求我国中世纪后期以来社会历史发展滞缓的原因。

从《战场上的快乐圣诞》看大岛渚电影中的民族性反思与人性救赎

大岛渚是日本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其电影的先锋意识和反传统性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战场上的快乐圣诞》是其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作之一,该影片将同性之爱放置于残酷的战争背景中进行刻画,在剧烈的戏剧冲突之中表达了其对日本民族性的反思与对人性的关怀与救赎。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学术史研究的新探索——评冯文开《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反思与建构》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反思与建构》聚焦于史诗文类认识、史诗搜集与文本观念、史诗歌手考察、史诗研究方法实践、史诗的口头诗学研究五个要点,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展开了较为系统的检讨与反思,汇成了问题意识突出、各章逻辑紧密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少数民族史诗学术史的研究。

“我看人看我”——田野调查初期的身份猜疑遭遇之反思

民族志的反思揭示了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主、客体互为观察和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深刻意识到这种存在会显著影响到观察的结果和研究的结论。因此,在收集、记录各种田野资料的同时,研究者自身的具体参与过程及其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各种交往和互动——田野关系——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研究者思考的范畴。但是这种反思大多是研究者对自身固有的身份及自己的参与对研究关系造成的影响的自我剖析,并未能充分考虑被研究者对研究者动机、行为的反应而造成的对研究者观察与研究的影响。只有当研究者在"我看人"——"我看我"/"我看我看人"的同时充分自觉地做到"我看人看我"时,民族志方法的反思才会更加完善,田野调查的效果才会更有成效。

八十年代民族现实题材电影创作评析

上世纪80年代作为新时期以来民族现实题材电影的发展起点,其创作上的许多方面都对当下方兴未艾的民族现实题材电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从"主流意识形态召唤下的伦理诉求"、"文化反思和艺术探索下的主体追求"、"喜剧片和娱乐意识的凸显"等三方面,对这一阶段民族现实题材电影的创作特征进行梳理和探讨。

中国特色与民族主义——“中国特色”的文化解读之一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中国特色”自然与中国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主义内在地包含着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民族团结和民族繁荣的合理内核。反思的民族主义,由于摆脱了朴素的民族主义局限性,可以提升为爱国主义,成为实现中国繁荣富强、创造中国模式道路、培育中华民族个性和体现中国特色的巨大精神法宝。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特色”就是“中华民族特色”。

不识庐山“真”面目--音乐民族志书写的三重境界

音乐民族志的书写,旨在全方位展示人类音乐文化的多维状态与丰富内涵,从业余民族志到科学民族志,从实验民族志到反思民族志,音乐民族志书写在求真欲的引导下,走过了从本质主义(“发现”)到建构主义(“发明”)的探索路向。其中大致可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分为三重境界:其一,客位的“真”,即研究者以科学的范式探究想象的本质意义上的“真”,忽略了文化的主体性意义;其二,主位的“真”,强调音乐文化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尽量趋近音乐文化的内核,以近真的态度揭示文化主体的思想观念与情感体验,架设起局内与局外的桥梁;其三,共在场的“真”,书写者跳出既有文化阈限,关注主客体共谋建构的音乐文化事项,以反身性、整体性、关系性与开放性为主要的书写方式重新审视音乐文化,进而展现出音乐文化的多元面向。前者指涉一种局外人的视角,后二者则更多是一种思辩性的学术研究的视角。事实上,音乐文化是一个永恒的动态体系,音乐民族志的终极目标就是持续逼近那个永远无法绝对言说的“真”,也正因为此,音乐民族志才闪烁着迷人的光彩。

田野与学徒

成为田野里的学徒多年,通过聆听的多感官经验和勤于田野的行走与笔记书写,不仅是在为贵州东部雷公山脉与清水江支流上游的山地老村寨暗夜里进行的仪式与日常游方田野研究方法之困境寻找出口,同时也是内观与了悟人类学学徒在田野里经历的心境困顿、转折与成长。黔东南清水江边Hmub人歌师Sangt Jingb,为完成古歌的半世纪追寻,也有如复刻般出现在作者跟随古歌师傅学习古歌的时光,进一步放大至作者在田野与学徒历练的多年岁月。有如朱炳祥老师在《知识人》一书的探问:究竟人与知识学习是如何复杂地关联?知识人如何生长、存在与追寻?本文回返多年来在云贵高地村寨社会进行田野身体力行的觉察与主体经验,以己身为度,描述与阐述作为人类学学徒在田野里经历成长、存在与追寻的蛛丝马迹。

反思性的民族认识与形式性的艺术呈现--亚森江·斯迪克《魔鬼夫人》试析

维吾尔族优秀小说家亚森江·斯迪克,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对以叶尔羌汗国为焦点的维吾尔历史进行了恢弘的书写,并对本民族宗教信仰中的痼疾做了深刻的揭示与批判。本文从思想意义与艺术形式有机融合的视角出发,详析了亚森江的长篇小说《魔鬼夫人》,突出亚森江小说历史与现实、思想与艺术之间充满张力的魅力。

朴赞郁“复仇三部曲”的复仇内涵研究

通过对朴赞郁“复仇三部曲”独特的创作背景和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得出其中包含对韩国民族文化的反思以及对人的关怀。

从科学救国到佛学救世——我国近代地学先驱张相文

本文根据大量史料,介绍了中国近代地学先驱张相文的生平,特别是首次向学界展示了他晚年的精神追求,剖析了他从科学救国到佛学救世的心路历程,并将其生命中三个十年中三种不同追求,放在同时期中国两次民族反思和同时期中国人认识科学的四个阶段的大背景下,分析了他对科学的认识和皈依佛门的原因,给予其以客观的历史评价。

民族志传播研究的问题与反思

近年来,民族志传播研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理论与方法层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将民族志传播研究仅仅理解为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技术化的方法进行传播学研究,就忽略了民族志背后丰富的学术脉络、理论关怀与问题意识,也导致了研究实践中流于形式、趋于浮躁的现状。因此,反思民族志传播研究,除了对研究者进行严格的方法训练,端正研究态度之外,还需要:第一,采取超越媒介中心主义的文化取向,从传播学具体的、对象化的文化延伸到民族志对作为一整套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文化,可以使民族志传播研究摆脱对象化依赖,打开研究视野;第二,从传播学和民族志各自的理论进程和研究实践中爬梳、探寻批判理论与反思性,进而超越方法与对象的机械组合,实现深层次的学科对话;第三,引入历史维度,既能为民族志传播研究带来历史的深度,又能彼此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实现转型与超越。

《百年孤独》中民族文化的反思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其作品《百年孤独》中,抒发了自己的民族情结,把对民族生活的描写与历史的整体反思有机地融为一体,在解读民族历史的同时,寄予了对民族的希望。本文剖析作品对民族历史的反思,探讨《百年孤独》中的历史感、现实感以及对民族命运的关注等艺术魅力。

让文化创意走进我们的生活

2006，步入“十一五”的第一年，中国经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在“和谐”的春风下，关注经济与人、自然、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关系成为全民族反思历史、描画未来时的共同思考。由此，“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八荣八耻凝聚社会主义价值观”陆续成为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发展的旗帜。

生态批评视域下阿来小说藏区生态叙事研究

阿来作为藏区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的文学作品立足于藏族历史文化,采用灵活变换的叙事视角,张驰有度的叙事节奏,将整个藏族生存问题构架于人类历史、自然和社会的大背景中,对藏地风貌的文学书写中的生态意识表达,对藏民族原始、本真又充满诗意的人的生存状态的表述,以及在社会大变革浪潮中对因城市化进程而表现出来的自然和人性的痛楚的揭示,均体现了其作品与生态批评千丝万缕的联系。文章从生态批评视角对阿来小说藏区生态叙事展开研究,总结了阿来小说藏区生态叙事的三大特征,即:历史叙事中的生态观照,少数民族原始信仰下的生态叙事创作和生态叙事中的民族反思。

知情与同意:网络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伦理检视

知情同意是网络民族志研究中一项最基本而又至关重要的伦理准则,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并未得到应有重视和有效遵循。在网络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身份和研究目的应否公开、资料获取应否征询同意、研究成果应否反馈等方面,都面临知情同意之困境。这些困境从表面上看是操作方法层面的问题,但归根结底却是对人性是否尊重的问题。没有伦理约束就没有网络民族志研究的正当性。知情同意不能仅仅被视作达成研究目的的手段,对人性的尊重应当贯穿于研究的全过程之中。

艰难的蜕变——论陈忠实80年代后期创作

进入80年代后期,陈忠实的创作出现了一些新质,现代意识的获得,使陈忠实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了与民族共反思。他的一系列作品表现了对我们民族生存的历史性拷问与道德性质询,呈现了新的审美风貌。这种变化有着一条演变的轨迹。沉重感是陈忠实创作心态的基本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