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东傣族陶氏土司的兴衰与民族变迁关系探析

景东傣族陶氏土司,从元中统三年(1262年)平定景东后,直到同治六年(1867年)在回民大起义的浪潮中最终土崩瓦解,世袭25代、长达500多年,最终“民国末年,仅数百人”。本文探析景东傣族陶氏土司的兴衰与景东民族变迁的关系,从而助推全面系统地了解景东发展历史脉络。

论多元文化中的民族变迁——以裕固族变迁为例

历史上的多民族文化环境是新的民族共同体产生的重要因素,同时今天的多民族环境也能促进民族的发展。在多元文化交流中,一些民族文化如游牧文化面临危机,需要做出文化的选择。合理的文化选择可以带来民族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

历史上华北地区的民族变迁

华北地区历来是中国少数民族活动的重要地区,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接触、交往、融会之地。历史上匈奴、氐族、羯族、鲜卑、突厥、奚、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回、满等族都曾在这里繁衍生息,留下了生动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华北地区还是中国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这里是很多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民族的重要归宿地。北京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少数民族贡献极大。华北地区还留有大量多民族的宝贵文化遗存,对此理应认真保护,并深入发掘其内在的历史、学术、艺术价值。

民族变迁与政策转型——以城市化背景下东北少数民族的发展变迁为例

民族问题是民族政策的根基与前提,民族政策应随民族社会问题的演进而发展。立足现实民族问题,推进理论创新,加快政策转型,是目前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与根本出路。只有牢固树立、认真贯彻发展型民族政策理念,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的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和谐发展,才能实现民族社会的永久和平与稳定。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的地位、文献与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变迁研究》导论

本篇导论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置于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的大背景下,阐述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在中国史、亚洲史、世界史上的历史地位,并以时空大跨度,条分缕析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文献记载与研究概况,给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研究以较准确的学术定位。而《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变迁研究》的出版,也期待着同行学者的批评与认同。

6—12世纪南俄草原民族变迁

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17世纪,南俄草原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延续2000余年的民族大迁徙。纵观其民族变迁的发展历程,包括上古时期的金麦里人、斯基泰人、萨马尔人和匈奴人;中古时期的阿瓦尔人、可萨人、保加尔人、马扎尔人、佩切涅格人、波洛伏齐人以及后来的蒙古人及其后裔。这些游牧、半游牧民族先后登山历史舞台,从而构成了一幅令人眩目的历史场景。公元6—12世纪南俄草原民族变迁是这一幕历史大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相互碰撞、交融以及迁徙的过程,其历史影响以及与基辅罗斯国家的兴衰关系都值得探究。

武威历史上的民族变迁与融合

武威最早的历史,是由少数民族创造、谱写的,是一部少数民族史,上可追溯到西周和春秋时期。最初有西戎羌、氐部落,其后有乌孙、月氏、匈奴、鲜卑、叶谷浑、突厥、回鹘、叶蕃、党项等民族部落。经过各民族变迁与融合,形成了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满族、土族等数十个民族。他们在武威这块富有活力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辛勤经营,为武威繁荣昌盛创造了光辉业绩。汉武帝开河西四郡后,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跨文化叙事与传播——评《大众传媒与民族文化变迁(基于湘西南侗族地区的调查研究)》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民族和文化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形象也愈发受到关注。在这一背景下,由龙运荣撰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的《大众传媒与民族文化变迁(基于湘西南侗族地区的调查研究)》一书对大众传媒与民族文化变迁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加强民族文化传承、传播与保护具有重要价值。

民族古文献视域下的丝路民族文化变迁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silk road)形成于公元前3世纪,是连接东西方政治、经济的交通要道,更是不同文化交流的纽带。在这一文化交流要道上行进的部族至少有15个,使用的语言和文字不少于20种。根据德国学者勒柯克(Le Coq)的调查,仅在丝路交通要冲吐鲁番就出土了19种语言的古代文献。我国文化语言学的倡导人申小龙认为:“语言是人类文化成长的关键,其他文化现象的产生和存在都以语言为基础。如果人类文化是一个由各种文化现象编织在一起的网络。”

民族文化变迁视角下古代官学与私学的关系

中华大地上有学校无数,类型多种多样,但开办学校的方式大致分为官办和私办两种,这两种方式在早在几千年前就出现在我国。民族学是研究各个民族文化的学科,从民族文化变迁的视角来看官学和私学的产生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从官办到私办的转变,是此次讨论的关键问题,而文中的官学和私学主要是以先秦时期为主。

试以黔东南民族文化变迁论民族文化交融的过程和条件

一、民族特点和变化 在讨论民族文化交融的过程和条件时,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民族特点?我们认为民族特点主要表现在文化特点上,不同的民族是由不同的文化特点相区别的。但是文化特点是不断变化的,它随着历史的进步而变化,随着迁移和与不同民族的接触交往而变化。因此,不同民族文化特点的相互影响和交融,往往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一般的历史进程,而且是变化多端、丰富多彩的。从黔东南的民族文化变化来说,各民族的文化特点是什么?交融的条件是什么?各族在交融过程中如何变化?这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考察。

通婚圈与民族社会的变迁——楚雄南华摩哈苴彝族村和大理周城白族村的调查与分析

以大理周城白族村和楚雄南华摩哈苴彝族村为例,从历史与结构两种视角分析通婚圈与民族社会的变迁。认为现代国家对民族地区的通婚圈与社会变迁的影响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增强。随着现代国家进入,民族社会的通婚圈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村外通婚的逐步增多,其结构意义在于它恰如一种"文化齿轮"与"文化触须",将某一地域社会与现代国家连为一体,打破了传统民族社会的封闭性。与此同时,民族社会内部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与交融日益加深并逐渐融为一体。

湄公河名称的含义及其所反映的民族历史变迁

湄公河这个名称是从英文MekongRiver一名音译过来的,而英文Mekong这个名称又是从傣泰语民族对这条河流的称呼MaeNamKhong这个名称演变过来的。如果按照傣泰语的发音来音译的话,MaeNamKhong应该译为“湄南公”。在傣泰语言中,“湄南”是河的意思,而“公(”Khong)这个词,则是从Krom或Khom这个词演变而来的。Krom或Khom是泰国的泰族和其他一些傣泰语民族对孟高棉语民族的一个泛称。因此,“湄南公”是湄公河的名称的含义,就是“孟高棉语民族的河”。作者认为,傣泰语民族把流经他们土地的这条河流叫做“孟高棉语民族的河”的原因在于:这个名称反映了一段湄公河流域民族变迁的历史,即孟高棉语民族是该流域的土著居民,至少是比傣泰民族要早的当地居民,而傣泰民族则是后来才迁到该河流域的民族。虽然孟高棉语民族和傣泰语民族在该流域的分布空间已发生了根本的置换,但湄公河这条河流的名称却为我们留下了一条反映这种民族历史变迁的重要线索。

生计方式与民族关系变迁——以云南西双版纳州山区基诺族和坝区傣族的关系为例

由于生态环境和资源物产不同,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山区的基诺族和坝区的傣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适应各自环境的生计方式和互利互惠、优长互补的民族关系格局。随着橡胶引种成功和改革开放以来民营橡胶的大规模发展,橡胶种植业取代传统生计方式成为山区和坝区共同的、单一的支柱产业,导致传统的民族关系格局发生改变,并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将会成为影响西双版纳未来民族关系发展的主要矛盾。

旅游开发中西部边疆民族文化变迁与保护的人类学透析

民族文化是民族旅游的主要内容和对象,民族旅游又导致民族文化的变化。笔者在田野调查和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归纳了旅游开发中西部边疆民族文化变迁的各层次表现,并且根据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了旅游开发中民族文化变迁中存在的不良变迁和突出问题,提出了促使两者良性互动的思路和对策。

信息技术传播与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变迁

信息技术在少数民族村寨的传播,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增进乡村与外界的联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人们感知和体验世界的方式,重塑了时空结构。信息技术传播在促使少数民族乡村生活方式变化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改变。

多民族环境下的语言变迁与基础教育发展——以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为例

以广西龙族各族自治县泗水乡民族语言变迁和基础教育发展及其互动为对象,重点探讨了泗水乡的语言及其变迁,泗水乡语言变迁的动力与基础教育发展,进而研究了地方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语言的关系,强调了通过民族语言文字的方式来实现民族文化传承的观点。

民族旅游与族群文化变迁——以四川平武白马藏族为例

旅游已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对中国民族地区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民族旅游的概念进行剖析,分析了民族旅游发展的特点。基于对四川平武白马藏族的调查研究,探讨了民族旅游发展与族群文化变迁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并就旅游发展背景下族群文化变迁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民族文化变迁中传统伦理道德的嬗变——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为例

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长河中,所有文化都在不断的发生变迁,这是民族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一个民族历史发展变化的同时,作为民族最鲜明标识的民族文化也在发生着变迁。贵州省黔东南州是苗族、侗族的聚居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当地服饰特征、婚恋方式、丧葬习俗、节日和语言等各方面的变化,人们的伦理道德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嬗变。

旅游开发中民族村落文化变迁的问题与思考

在现代旅游开发活动介入后,民族村落文化变迁呈现出三大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文化失真、利益失调及社会结构失衡。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以当地居民为主体、政府为主导、开发商及从业人员主营、游客需求的满足为主线的思路,建立ESPE模式,以积极有效地减少旅游活动对当地文化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