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的历史演变及面临的挑战

梳理民族国家形成和演变的历史会发现,民族国家并非某个民族的国家,而是一个取代王朝国家的国家类型,其本质在于民族拥有国家的主权,并通过国家机构来行使。因此,民族国家是一种嵌入了民族因素的国家体制类型,被世界上众多国家采纳,成为世界范围内主导性的国家类型,进而成为“现代国家”概念指称的对象。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以民族国家体制取而代之,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民族国家出现后,一直面临着各种挑战。近年来,欧美国家出现的主观性身份对国民身份产生了侵蚀,对民族国家形成空前严峻的挑战,需要认真关注和深入研究。

国际体育参与对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基于民国时期中国参与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的考察

20世纪初,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洪流的席卷下开启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现代体育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之际即被引以为“救国强种”的有效途径,并与政治紧密结合。借助文献资料,运用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基于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远东运动会及奥运会参与史,发现在民国时期通过国际体育参与,包括收回国人体育领导权、积极参与国际体育竞争等,强化了中国的独立自主意识,推动了民众参与国家政治议程,塑造了国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并借助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在争取国际合法权益、表达国家立场及输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等行动中推进了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外交进程,表达了参与国际事务、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中国”认同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环境和“天下一家”语境下,四裔归属意识的不断增强,是秦汉时期的“中国”认同获得空前发展的根本机制。郡县制管理体制机制下东西南北各地、各族居民先后被“编户化”而统称为“秦人”和“汉人”,意味着在秦汉王朝疆域版图之内各族居民在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下,相互认同而实现的空前民族统一,体现出当时东西南北各族对以秦汉王朝为代表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下的全方位认同。这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民族内涵及其关系格局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机,这种直接以统一帝国疆域划定的规模空前的统一民族共同体的出现,对于后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史观及其对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

“四个共同”作为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史观的系统性概括和总结,吸收借鉴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共识性成果,是基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结晶,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以“四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史观包含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观、中国历史的整体观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发展观,其在确立历史的主体性、揭示文明底蕴和探寻历史规律等维度上,对于新时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民族国家与个人身体的文学抉择——以中国新文学启蒙为考察中心

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主题是现代性民族国家启蒙,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普遍认为达成该任务有赖于国民精神的解放,文学中的个人身体一度遭遇忽视和贬抑,启蒙也随之陷入困惑。当新文学再度选择解放个人身体时,现代民族国家的启蒙想象方才境界阔大、身心圆融。

民族国家构建:国际经验和中国道路(上)

本文主要探讨当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前两节从理论上讨论了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构建的一些基本概念。作者认为,尽管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的、纯粹的”民族国家,然而,只要多数国民认同为一个民族,效忠自己所属的国家,同时政府能够有效地管理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正常的、稳定的民族国家了。文章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民族国家构建是一个长期且无终点的过程,其目标和方向是同质化、国族化;而国家就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发展,实现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和文化认同,这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文章还指出,“民族国家构建”还可以分为“构”和“建”两个部分。一个国家只要建立起来,“构”就基本完成了,而“建”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过程,目的是要努力使这个国家不断向理想的“民族国家”靠近。文章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分析和介绍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其中包括土耳其、美国、印度、前苏联、前南斯拉夫、阿拉伯国家、南美国家,还讨论了跨境民族、国家移民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文章最后两节是关于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内容,包括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时间和方式,中国民族国家的特点,以及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近百年来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以及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文章指出,构建高水平的民族国家,是一项艰苦和长期的任务,既要有紧迫感,但又不能急于求成。

马克思多民族国家思想的基本进路及其中国意义

自形成主权国家观以来,特别是英法启蒙运动以来,欧洲近代哲学即确证国家民族以及实体性的政治民族概念;黑格尔则超越了浪漫主义及其狭隘民族主义,通过客观精神概念,建构了德意志国家民族。这些努力都是在西式民族国家框架内展开的,有其固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缺陷。马克思展开了黑格尔国家哲学、浪漫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及其单一民族国家观、种族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等多重批判性论域,并在一种批判和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并自觉通向东方民族独立解放的视野中,开放了一种本质上不属于西式民族国家逻辑的东方社会多民族国家观。与西方民族的实体性特征有别,中华民族诸民族的特征恰恰在于非实体性,从而成就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多民族国家思想,契合于中国多民族国家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传统的现代转化。马克思赋予民族以社会实在及其社会关系意涵,避开了西式民族国家概念框架中实体性的政治民族观,同时又赋予了中国多民族共同体以政治意涵,不仅成为中国多民族国家传统及其现代转化的直接理论资源,且实际引导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及其国家民族的现代建构。

公务鲁迅:鲁迅的公务书写与民族国家建构

鲁迅的公务经历是不容忽视的一段职业生涯,“公务鲁迅”是研究鲁迅文学与思想转型的一个重要视角。鲁迅的公务职业选择蕴含着新型民族国家的建构理想。鲁迅在教育部的工作内容,积极实践了蔡元培的现代国民理念和教育构想。鲁迅的公务生活也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显性和隐性的影响。在文学观念上,鲁迅在中国传统小说基础上引入西方维度,确立了中国小说的发展方向,为之后写出全新现代体式的小说做出了观念和思想上的准备。公务生活也对鲁迅文学活动产生了隐性的积极影响。鲁迅在其文学写作中有大量集中的公务生活的体现,有的是直面公务,有的是影绰背景,有的是夸张变形。在城市化进程和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公务鲁迅”面对的是“革命第二天”的问题。民国时期文官制度是新旧制度的结合体,由城市培养起来的新型知识分子必然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割裂,公务经验也促进了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的思想转型。

全球化变局下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

第一、二波全球化是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第三波全球化,则是当代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全球化进而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体系建构的全球化。全球化变局下,奈格里式集资本、技术与网络三位一体的“帝国”观日渐式微。主权民族国家的复兴,尤其是美国的帝国化趋势,加剧了国际社会的紧张。面对全球化变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握并赓续现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传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建设。

半殖民体验与晚清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建构

现代文学研究的民族国家文学命题需要在半殖民体验中重审。晚清文本在殖民西方认知中,试图移植西欧范式的民族国家文学,实现反殖文本的建构。但在帝国内陆文化传统隐脉的影响下,晚清文本中的民族国家成为再次通往世界大同的途径,实则表明了西欧范式在中国本土的不适用性;因晚清文本生成于沿海都市社会,在缺少对内陆农村的主体认知前提下,晚清文人未完成“殖民西方”认知中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建构。

公民范式与族裔范式: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设路径分析

随着苏联的解体,哈萨克斯坦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至今已有三十余年。由133个民族组成的“哈萨克斯坦人民”(Қазақстанхалқы)成为一项建设“公民社会”的治国理念,并且写入哈萨克斯坦的宪法和国家战略中。从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建设实践看,哈萨克斯坦民族认同中的族群(ethnic)认同与公民(civic)认同两种因素始终在相互博弈,尤其在构建单一的公民认同——“哈萨克斯坦人民”的过程中,这两种因素之间的矛盾一直未得到彻底解决。在哈萨克斯坦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依然存在“主”与“客”的不同角色关系。本文基于田野调查与哈萨克斯坦本土文献资料,结合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理论,认为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存在两条平行路径——公民现代国家范式与族裔民族国家范式,这导致了哈萨克斯坦多层次的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的互动与博弈,充满复杂性与变换性,这也意味着哈萨克斯坦当前的公民现代国家建设道路并不平坦。

国家与民族——读《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什么说“中国统一多民族”的思想和国家构造形式是“自古以来”形成的?王柯先生所著的《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一书恰好在回答这一问题。作者探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思想的起源及其在各个时代的继承演变,分析了历代王朝的民族关系以及各个王朝处理民族问题政策的性质和得失,并勾勒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思想形成的历史轨迹。本文将围绕王柯先生这本著作,略陈管见。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中国法律史学创新发展的道路选择--以统一多民族国家本土法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为视角

当代中国之法学研究要立足于传承发扬古今中外人类社会法治文明的共识,尤其要建构适合于我国国情、社情、民情、族情的本土法律史学研究体系。一方面,我国的法学学科发展应当高度关注并认真学习、总结、传承、推进人类先进之法治文明成果;另一方面,中国法学理论界应当客观理性、求真务实地尊重和发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宝贵资源,从中国法律史学的发展规律与客观事实中,认知发掘多元一体格局、法治文明历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几千年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多元一体的历史,夯实和巩固了中国大一统战略布局中长期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思想基础。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保障我国多民族大团结,加快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与法治中国建设,以中国式现代化方式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事业,以及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的长治久安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与超国家:民族国家时代的国家思索

民族国家时代的国家思索,常被民族国家形态锁定。之所以如此,既因为它是如今国家普遍形式的现实性,也因为它是前接古代国家、后启超民族国家的国家建制。国家与超国家构成民族国家时代国家思索的基本坐标。民族国家必然走向超民族国家,既是因为民族与国家的形式建制难以吻合,也是由于这一国家形态的形式结构与实质结构难以接榫。而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如果确认审视国家的坐标不是僵化固定而是可以变动的,那么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三个向度上,可以观察到不同的国家形态。审视国家的坐标会因此出现偏移,并因此促使人们接受新型国家形态出现的可能。但需要强调的是,民族国家形态的变化,不可能逆转为前民族国家形态,只能因循民族国家形态变化的轨迹向前运行,走向国家联盟、联合国或世界政府、世界社会。

从华夷观、天下观到民族国家观、跨国全球观:中国边疆研究的视野转换

晚清以降的中国边疆研究历经了从传统的华夷观、天下观到近代民族国家边疆观的视野转换。从清末、民国一直到本世纪初,几代中国学者围绕中国边疆史地、边疆治理展开深入细致的研讨,产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边疆学的建构做出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中的诸多原因,导致中国边疆研究从传统到现代的视野转换并不彻底,尚未摆脱在中国历史上延续数千年的中心—边缘视角,也就难以与国际学术界形成严肃的对话和交流。过去三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兴起的跨国史、全球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应该可以成为中国边疆史和边疆学研究的有益补充,而近年来一批优秀成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边疆研究正在向跨国视野和全球眼光转换。

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以宫廷南疆匠役、艺人为考察中心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四方文明竞逐、多元文化碰撞融会之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风格。清乾隆时期统一新疆以后,一批批拥有独特技艺的南疆回人,包括金银匠、玉匠、画匠、编织匠、乐舞艺人、求雨祈晴人等陆续由南疆被选送至京城。清朝对包括南疆回人在内的各民族工匠、艺人的招纳和重用,塑造了清代宫廷文化的多民族属性,是有清一代物质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缩影。他们做成的器物和参与的各类宫廷活动,也以文化符号的方式,生动展现了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概念溯源与话语演变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和话语表达。既有研究侧重于对其进行历史证成和理论阐释,少有从概念史的层面对其进行概念溯源和话语演变的梳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概念孕育于中国自古以来的“国家统一”话语,生成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社会实践,经新时代以来的理论创新,其概念内涵日益丰富,话语价值充分彰显,建构方式也逐渐明确。对其进行概念史的梳理,可以厘清这一概念和话语背后的政治意涵,深刻理解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指引。

民族国家与人民国家在中国国家范式中的接力生长与辩证统一

目前对中国国家范式问题的解释虽呈现多元面貌,但大多基于一元视角。从复合视角出发,可以发现中国国家范式实现了民族国家与人民国家的辩证统一。民族国家与人民国家在中国国家范式中呈现出接力生长的历史逻辑。以中日甲午战争为起点,到辛亥革命胜利,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民族国家逐步勾勒出中国国家范式之“形”。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始,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国家不断内嵌为中国国家范式之“神”。在中国国家范式中,民族国家反映了人民国家的价值取向与权力结构,人民国家形塑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地位和国族认同。因此,中国国家范式既非族群国家或霸权国家,也超越了个人国家或全民国家。它不仅在文明发展历史上继承优良传统、不断守正创新,也在内政外交格局方面保障人民利益、推动文明互鉴。

土耳其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对希腊裔族群的整合

希腊裔族群是土耳其政府正式认定的三大少数族群之一。尽管官方在一些条约、文件中对希腊裔少数族群做出了诸多保护性的规定,但土耳其单一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希腊裔族群在民族整合政策下仍然被“土耳其化”,处于社会边缘地位。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一百年来,希腊裔族群人口数量的大幅下降是土耳其单一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对少数族裔整合政策的结果。历史上希腊、土耳其两国关系的恶化和塞浦路斯问题的发酵加重了土耳其政府和社会对希腊裔族群的敌意,20世纪90年代后土耳其政府为满足加入欧盟的要求,部分调整了族群整合政策,涉及语言、宗教等的立场有所调整,但并未放弃土耳其化这一族裔整合政策的基调。

在跨国电影与艺术中重塑民族国家形象——《当代华语电影和视觉文化:重新想象民族国家》导言

通过考察包括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在内地理区域的电影制作者和艺术家重新塑造、想象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诸种方式,分析“跨民族电影”“华语电影”及“华语语系电影”等术语在跨国电影史、华语电影理论和世界电影研究的框架中如何重新创造当代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形象,可以看出华语电影的疆域并不是一条单一的直线,而是由复数的历史、多种的发展线索以及多地域建构来组成的。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离散之地,在电影的主体性建构中均占据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