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际和谐倾向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基于边疆民族地区居民的社会调查

族际和谐倾向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行为,是边疆民族地区居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成果,同时也是边疆各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风向标与指示板。应用随机抽取的中国边疆民族地区877份居民调查数据,进行族际和谐倾向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行为的研究,重点探索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族际互嵌年限与族际和谐倾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边疆民族地区女性居民表现出更高的以价值观驱动的族际和谐倾向,受教育程度、年龄以及族际互嵌年限三个要素则对边疆民族地区居民的族际和谐倾向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影响,并且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族际互嵌年限对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行为水平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族际和谐倾向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上述研究结论提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发展边疆民族地区居民的民族大团结倾向,在边疆民族地区形成并巩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人民防线。

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对旅游节事影响的感知研究——以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大岭山村为例

通过对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大岭山村的居民对于旅游节事的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感知程度及其对旅游业的态度的调查、分析、研究,得出少数民族居民总体上对旅游节事的正面影响感知较强,对旅游的负面影响感知较弱,并提出加强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持传统的民俗民风的对策。

民族地区居民评价民族政策的研究——基于2016年民族地区大调查数据的分析

几十年来,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国家推行一系列民族政策,并取得显著效果。当前,民族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本文利用一项针对民族地区的大规模入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民族地区居民对相关民族扶持政策的评价及影响因素,这些民族扶持政策包括干部培养、经济援助、教育扶持、医疗帮助、兴边富民、援疆、援藏、对口帮扶、促进人口较少民族加快发展等。研究发现:民族地区居民对相关民族扶持政策知晓度较低,对政策效果好评度高于知晓度。统计模型分析显示,已婚人士、高学历人士对政策效果好评度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民族政策评价也有显著影响;在就业岗位方面因民族身份受过歧视的经历对政策评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居民评价存在着一定的地域差别。

民族地区推普推进共同富裕的机理与效应研究

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本质要求。普通话的经济学价值,决定了在民族地区进行高质量推普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基于2010—2018年CFPS数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推普对实现共同富裕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其作用机理主要在于普通话能力的提升有利于缩减城乡居民人力资本差距,提高居民社会资本积累,提升居民就业质量。因此,应加强民族地区居民普通话水平与普通话质量双提升;发挥教育主阵地和社会主阵地作用,促进居民普通话能力和国民发展能力的双提升;推普与乡村振兴相结合,推动闲散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发挥推普在劳动者“跨越式”社会资本积累中的作用,推动当地特色产业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西部民族地区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国家认同感的积极影响——基于宁夏三县(区)民族村的调查

西部民族地区已实现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覆盖,但互联网使用影响国家认同感的具体机制尚未在已有研究中得到充分揭示。本文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出发,考察互联网环境中信息接触、在线交往和媒介偏好对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国家认同感的影响,从中识别出产生实证性效果的具体因素。研究发现,西部民族地区居民国家认同感高,且态度稳定一致;互联网已经成为形塑国家认同感的主要舆论场域:在人际层面,异质性在线交往对国家认同产生积极影响;在个体层面,网络信息环境通过个体媒介偏好对国家认同产生差异化的影响。研究强调了互联网是形塑西部民族地区居民国家认同的重要路径这一基本事实,揭示出异质性在线交往和网络新闻偏好对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意义。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维权抗争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贵州和云南两省的实证调查

对贵州和云南两省516名民族地区农村成年居民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身临"官-民"冲突情境时,农村居民的维权抗争方式依次为"协商"、"体制内抗争"、"逃避"和"体制外抗争",且受到人口特征、阶层地位和社会心态等因素的显著影响。相对于女性或未婚者而言,男性或已婚者选择逃避的概率更低,而选择体制外抗争的概率则更高。与非党员相比,党员选择协商、逃避和体制内抗争的概率远高于前者,选择体制外抗争的概率则远低于前者。家庭年收入或相对社会地位越高,或者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或社会公平感越强,农村居民选择协商、逃避和体制内抗争的概率越高,选择体制外抗争的概率则越低。

解决“三农问题”扩大民族地区农民消费需求研究——以青海省为例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人口有1亿多，分布在全国各地，民族自治地区面积占国土面积64％，其中西部和边疆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我国广大的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占总人口8％左右的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前，在城镇居民消费市场趋于饱和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农民消费需求是扩大内蔫保持宏观经济持续稳定运行的关键所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促进民族地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生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

电视于提高民族居民社科素质作用的不足及对策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社会科学素质较低,近年来电视对改变这种状况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存在不足。应该促使电视台和企业增加这类节目的传播数量,充分利用资金人才等资源,制作尽可能多的社会科学知识直接教育片,同时通过电视台传播、市场销售影碟和政府免费赠送三个渠道,使少数民族地区居民收受到片子的内容,这些电视片要做到寓教于乐,使其能同人们不同的需求对接从而保证观赏率。

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适应困境与发展策略

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它大部分取材于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可视的日常生活之中,具有真实的艺术色彩,是少数民族地区艺术与生活的完美结合,兼具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和更加深刻的发展意义。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来袭,许多外来音乐文化开始涌入我国,使得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陷入发展困境。

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的分层逻辑、耦合机理及精准脱贫——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分析

本文基于物质、能力及权利三个方面对多维贫困的分层及耦合进行理论建构,依据"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的数据和多维贫困测算方法,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状况的实证研究发现:以上三层级对总体贫困的贡献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性,即相对物质贫困而言,能力与权利的贫困是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据此判断,多维贫困的分层逻辑不仅客观存在,同时让我们更能把握到三种贫困之间相互影响的耦合机理。研究提出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治理中以消除权利贫困为基点,以能力精准扶贫为依托,以提升物质生活质量为目标,以扶贫制度建设为保障,从根本上阻断贫困的恶性循环,为到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一种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