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希伯来王国分裂的原因——兼论统一王国时期犹太古代民族形态的不完备性

古希伯来王国的灭亡是主观、客观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必然结果。其主观因素是王国的统治政策造成了百姓的不满、宗教信仰的混乱和南北矛盾的加剧。其客观因素是统一王国时期犹太古代民族形态还不完备 ,具有过渡性的特点 ,这不利于国家统一的巩固 ,使得传统的氏族部落制度和部落势力不断挑战中央王权 ;自然地理因素导致王国内部思想文化联系薄弱 ,引起了周围强敌的觊觎。

“母语”与“非母语”:民族文学语言形态的不同面向

语言、文学与民族三者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所以民族文学中语言形态和语言要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很显然,语言与民族身份的结合形成了母语/非母语的二元形态。母语与非母语的结合便是一般意义上的双语,但同时母语与非母语在概念、特征、文学实践中都具有明显的差别,母语写作是民族文学的首要形式,但不可否认,出于摇摆于同质与异质文化传播的需要,出于对文化翻译的不信任而采用自我翻译形式,非母语写作在民族文学中同时扮演中重要的角色。

陈铭志《大提琴曲四首》中的民族民间音乐形态及其表达

陈铭志的《大提琴曲四首》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一部大提琴曲集,是中国风格大提琴音乐中的经典之作。《大提琴曲四首》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民间音乐形态,因此在其艺术表达上对大提琴演奏家提出了要求,一方面演奏家要按照作曲家在乐谱上的标注进行演奏;另一方面还需演奏家在“二度创作”时,深刻理解民族民间音乐形态,进而作特别处理。

“课程思政”教育政策下当代民族志形态的形成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以及时代的不断更替,我国对于教育行业更加重视。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对人才培养的目标有所转变,基于社会需求的不同,更加注重对人才的思想政治培养,各大高校的培养目标也转变成了立德树人。其中,马克思主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当代民族志形态的形成也受到了“课程思政”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民族志表现出来的形态也是不同的,目前所呈现的形态主要是在已经认识的主体存在论述上,对民族志进行更加深层次的研究。其实大多数的国家对民族志的理解都是大同小异的,主要将“社会人类学”作为研究的基础条件,但民族志并非一成不变,不同国家对其的应用也是不同的,有着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本文基于此,探讨了在“课程思政”的社会背景之下,当代民族志形态的形成。

中国公案类文学的近代形态与民族书写

近代以来西方侦探故事大量风行,而本土的公案类文学并没有如一般人所推测的那样消失。相反,近代的中国公案文学呈现多元流传的生存形态。小说、唱本、评话等公案形态互相激发,题材互鉴,曲曲相生,由此形成文人视野下公案小说的启蒙姿态、大众视野下公案类唱本的坊间姿态及表演视野下公案评话的艺术姿态等多元形态。清末民初,北京、上海等地大量出版的公案石印本小说再一次呈现强大的叙述魅力。近代文人对公案等传统元素不断借用与看重,其背后隐含着的是对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其深层原因则是民族集体审美心理的呈现。

有中国儿童读物吗?——对发展民族形态中国儿童读物及插画的浅思

从世界的角度上说,虽然坚持风格未必能唤回传统,但是不坚持,就一定会慢慢丧失使用民族元素的能力,丧失承传和发扬的机会!

民族学的民族国家形态及其他——中国民族学史散论

本文围绕民族学/人类学的民族国家形态、民族学和中国的现代性、殖民主义和中国民族学等三个论题,结合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史,对中国民族学知识的发展及其性质展开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反思。其中,对民族学知识中国形态的发展及其学术价值所作的细致分析,以及对现代性和殖民主义在中国民族学发展上的影响所给予的分析和评价,对理解中国民族学史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新颖的视角。

不同民族文化形态与职业教育模式选择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文化的形态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和民族因其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这也促使各国在发展职业教育时选择了不同的模式;文化形态与职业教育模式之间的关系是文化与教育关系的最集中表现。

从《丝路走廊的报告: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一书说起——纪念郝苏民先生从事民族文化研究60余年

都苏民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民俗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与教育家,精通蒙、藏等多种民族语言,研究兴趣广泛,学富五车,著作等身,其学术思想影响深远。任何一位学者思想的产生都不是其突发奇想或苦思冥想的结果,他的遭际、他周围的环境、他的人生际遇等等诸多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思考方式及价值观表达,进而体现和反映在其文化实践活动中。本研究以郝苏民先生《丝路走廊报告》一书为窗口,透视与分析先生从事西北民族文化研究六十余年之人生、学术与心路历程,讨论其如何将蒙古语言作为文化因子透视民族文化习俗,在跨文化比较中揭示相邻民族文化之间的影响、交流、互补的历史与认同轨迹;分析其如何克服作为少数民族学者身份的文化研究主位视角及文化本位主义,并透过此窗口来理解先生在不同的环境中如何将人生与学术加以串联,最终融为其文化研究与学术思想之中。

云南音乐舞蹈图像视觉化的民族音乐形态和结构特征

云南音乐舞蹈图像资源丰富、形式多样,历史上遗留的崖画、青铜器、壁画、其他绘画、雕刻、宗教典籍、饰物等载体上,均有大量颇具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图像。本文从西方音乐图像学这一新兴学科与云南特色相结合的视角切入,选取集民族性、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听觉艺术与视觉艺术为一体的研究对象,收集、整理和全面系统地研究有明显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的历代云南音乐舞蹈图像,以期为区域民族音乐舞蹈文化艺术的形成、传播与发展,为其创造者民族群体间的关系提供实证研究。云南民族音乐舞蹈图像视觉化的音乐形态多是器乐和舞乐,突显宗教主题。云南各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宗教意蕴物化为种类众多的乐器及其声响,他们丰富的舞乐乐调与主奏乐器关系密切,跳脚舞乐、跳弦舞乐、鼓舞舞乐这三类舞乐在众多图像上皆有视觉化表现。云南民族音乐呈现奏、唱、舞融为一体和德、音、仪式相辅相成的结构特征。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介入理念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既要看到世界性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及可能带来的思维方式的调整,也要看到当代中国的少数民族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在主体性意义上的新内容。我们在进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时要具备哲学、伦理学的理念。这就是:要贯穿作为不同民族主体相互间的承认、对等的价值认同;各自不同的民族主体都必须相互承认各自关系内部所固有的规范性要求,在承认过程中体认普遍性与个体性价值的存在。

浅论美国的宗教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作用

当今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宗教色彩非常浓厚。占人口多数的基督教徒及其他们的信仰和道德文化在美国的大选中举足轻重,并遍布于日常社会生活之中,甚至影响外交决策。宗教文化主要对社会发挥着积极的道德制衡作用。美国一直保持着非常强烈和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将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政治信条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相结合,对外更具扩张性,成为美国干涉别国的工具,同时也显示出美国的民族主义和基督教文化较之其他民族与宗教的优越感。

“天定命运”与美国民族意识形态

美国进行海外干涉的主要动机包括国家利益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而意识形态因素中又有显性的正式意识形态和潜在的非正式意识形态之分,后者主要是指美国的民族意识形态。文章总结了“天定命运”说的由来、演变及其实质,通过分析“天定命运”说对美国人的深刻影响,提出“天定命运”说是美国民族意识形态的心理基础。

古代东北地区各民族经济形态之比较

古代东北地区的民族经济主要有渔猎、畜牧和农耕三大形态。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在这三种经济形态之中 ,分别呈现出了经营重点、生产方式及所有关系各不相同的特征。探讨古代东北地区各民族经济形态 ,比较其内涵差异 。

云南民族文化形态产业化的客观必然性

文化产业化已成为当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经济现象但对其的研究与实践还处于初始阶段云南要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其重要的途径就是要充分利用云南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使资源优势变为产业优势最终实现民族文化形态产业化这是云南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其客观必然性

云南民族文化形态产业化思考

文章对云南民族文化形态产业化的一些重要原则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对发展云南民族文化产业有重要参考价值。

以历史的广角镜头追踪民族文化形态

文学创作涉及到三个世界:客观的社会生活世界、作家的思维意念世界、作品文本的形象结构世界。从美感认识论的观点来看,这三个世界之间存在着因果逻辑的关系和完形同构的关系。然而,文学创作的主观性和创造性却使这三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极其复杂极其丰富的情况。无论我们是想把作家特殊的艺术化的思维还原为社会文化意识,还是想把艺术形象的特殊形态还原为社会文化生活境况。

中日民族文化形态的不同体现——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东洋道德,西洋艺术”

19世纪,随着西方列强的东来,西学东渐,西方科学文化的输入,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度中发生、发展。西方崭新的文明文化观冲刷着中日两国陈腐的传统观念,给封建传统文化增添了新思想、新内容、新方法、新境界,带来了新的生机。但是两国在西学输入过程中的差异也是明显的。面对西方科学文化的汹涌波涛,中国逐渐形成了“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思想中的共同体蕴涵及当代意义

“民族共同体”一词区别于“民族”强调其共同体形态。回到经典文本,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形态思想蕴含在共同体思想中,主要涵盖“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四种形式。以这四种形式考量民族的共同体形态特性及其发展逻辑,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思想的分散论述中,探究民族作为共同体的“虚”与“实”,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深刻的当代启迪。新时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工作纲领,必须持续增进民族共同性,协调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推进共同富裕,构建稳定的民族发展环境,实践并发展“真正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