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传播研究的问题与反思

近年来,民族志传播研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理论与方法层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将民族志传播研究仅仅理解为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技术化的方法进行传播学研究,就忽略了民族志背后丰富的学术脉络、理论关怀与问题意识,也导致了研究实践中流于形式、趋于浮躁的现状。因此,反思民族志传播研究,除了对研究者进行严格的方法训练,端正研究态度之外,还需要:第一,采取超越媒介中心主义的文化取向,从传播学具体的、对象化的文化延伸到民族志对作为一整套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文化,可以使民族志传播研究摆脱对象化依赖,打开研究视野;第二,从传播学和民族志各自的理论进程和研究实践中爬梳、探寻批判理论与反思性,进而超越方法与对象的机械组合,实现深层次的学科对话;第三,引入历史维度,既能为民族志传播研究带来历史的深度,又能彼此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实现转型与超越。

媒体人类学到底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了什么?——兼谈“民族志传播研究”

本文从“媒体人类学到底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了什么”这一问题入手,首先对“媒体人类学”与“媒介人类学”在表述上的差异进行了说明,然后从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理论视野三个方面对媒体人类学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的启示进行了回答。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文作者之一的研究经验(主要是相关的理论表达),对“民族志传播研究”所做的理论进行简要说明,该说明也可以理解为“民族志传播研究”对媒体人类学乃至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可能的“回馈”。这样的讨论对于更好地理解学科之间的交融与区隔,彰显中国传播研究的自主性,或许均有一定启示意义。

乡村传播的范式、内容与方向

乡村传播正日益成为显学。乡村传播主要有传播发展和社会人类学两种范式,前者主要表现为发展传播学、参与式传播、传播赋权、传播行动主义等,后者主要表现为民族志传播研究、媒介人类学,其中民族志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碰撞和融合成为新的方向。乡村传播的内容主要包括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传播活动、与群众文化相关的传播活动和与当代流行文化相关的传播活动。在重构中国传播学之声高涨的时代,乡村传播应当参与其中,借助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以及乡村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成为重构中国传播学的排头兵、突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