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写作与地方性知识——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理论与实践

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之际,民族志写作问题成为倍受学界关注的话题,而对其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打量尤显关键。由于格尔茨的理论奠基与写作实践为我们今天重新思考民族志写作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路径。试将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理论和践行策略作为个案进行分析,力图对民族志写作的奠基性理论加以思量。

后《写文化》时期民族志写作的困境与前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志写作研究出现表述危机,进入反思时代。基于此背景,从民族志写作目的、对象、内容及如何书写四方面梳理西方后《写文化》时期民族志写作研究,分析其中困境,旨在为中国民族志写作实践和研究前景提供启示。提出应把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文本作为探索本土文化书写范式的资源,挖掘本土民族志书写范式,跳出西方民族志写作藩篱,立足当下共时性田野,结合历时的文字历史,接续历史文化传统。

内特尔:从“29个论题”到“31个论题”——民族音乐学写作及话语25年间的变化

本文从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写作"角度,通过对内特尔"29个论题"和"31个论题"这两个文本写作的互文性比较,考察新文本的增补、修改如何带有旧文本的踪迹,即新文本如何采用与旧文本"对话"这一修辞手法,延异(延伸异化)出更多深层次的隐喻意义,以此反映民族音乐学的观念及方法论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的深刻变化。

人类学田野作业与民族志的深度

当代人类学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新的局面,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受到诸多质疑、反思与挑战。“深度”成为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民族志之间的标志性差别。人类学的“深度”,涉及田野作业的深度和民族志文本的深度这两方面,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田野参与的深度、社会理解的深度、材料描写的深度、材料解释的深度、理论挖掘的深度。其中,前两者考量的是民族志者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经验材料的收集,针对的是田野作业者作为主体所获得的主观知识。而后三者涉及民族志写作和理论思考的深度,是针对读者如何判断、理解民族志写作而言的客观标准。但作为学科的人类学,超越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在于文化批评和反思的高度。

民族志的转身——读《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本文通过对《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的研读,结合《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及其所引发的米德-弗里曼之争,对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有关民族志写作的质疑和争论进行分析。本书及同派观点主要是采用后现代主义的反思人类学的视角,对传统民族志的真实性和科学性表示质疑,认为人类学家在民族志中缺少与当地人的对话,更多表达了研究者的主观观念。基于以上批评,他们提出了发展实验民族志的倡导。本文作者通过研读与分析相关文献,并结合中国人类学田野研究的相关材料,认为人类学的再研究也将会是民族志发展的关键路径。

努力推进迈向人民的艺术人类学的发展--方李莉会长在2018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上的发言

2018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年会于这金秋时节,在具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的金陵之城——南京召开了!大家非常兴奋,对这次会议充满期待。这次会议的承办单位是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这是中国艺术学重镇的所在地,感谢东南大学艺术学院会务团队及学会秘书处的工作团队!也欢迎来自海内外的参会学者们。

英国学者钟思第与中国音乐研究

钟思第是英国汉学家、小提琴家,曾在改革开放初期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学者们一起对冀中、京津地区的民间音乐开展过普查与研究。他对中国民间音乐的了解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西方学者要广博。迄今,钟思第关于中国音乐的研究专著已出版6本,涉及的区域有冀中、京津地区、陕北、山西等地,涉及的音乐类型大多是民间的仪式音乐,如冀中音乐会、山西阳高的阴阳乐班、滑家乐班以及陕西的诸多佛道教组织。其研究思路与问题意识对当代中国音乐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类学写作的温度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在人类学写作的“言”中,通过美国人类学史上四场著名的争论,笔者表述了各种主观层面因素对写作的影响——形成写作者与文本做出“动情”解释的差异性。在田野与写作中,诗与学术交错的列维-斯特劳斯、“抵消偏见,精确而抛弃个人”的埃文斯-普理查德、在“我是我”与“我非我”之间纠结的马林诺夫斯基、在“彼岸写作”的本尼迪克特,他们的写作并不完全表述真理,而是双向构建了“他者”与“自我”文本。这些人类学写作既包含着冷静观察的“冰点”,亦包含热情感性的“沸点”,是“互镜理论”下的主体民族志。根据以上论述,笔者提出“两种温度交织,四种文本互动”的人类学民族志写作理念。

文化书写与少数民族汉语新诗的生成

本文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考察了少数民族汉语新诗如何深层把握民族文化思维的问题。首先,"真实性"不能满足表面的书写,而是要立足于"主位立场"去深度表现;其次,象征主义为少数民族汉语新诗提供了表现的方法,但过度的意象消费又把其摆在了权力凝视的弱势地位。最后,少数民族汉语新诗的文本形成应当拆分为母语创作与汉语翻译的两个环节,在此基础上探讨真实反映文化思维的跨语际翻译的现实可能性。

人类学民族学关键词栏目主持人语

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中,人类学民族学概念似乎是词义最不一致的,或者说人类学民族学是拥有最多多义词的学科。若再扩展到比起概念略为模糊,也略为宽泛一些的"词",或使用层次不同,或理论意涵和学术视野存在差异,从我们这个栏目标题中连用的"人类学民族学"这种学科界定及归属概念词,到学科使用的诸多词汇和词组,都充满了异义。学科从业者和学习者在研究和学习中不断地使用学科基本的、重要的概念,并将这些概念和理论的阐发、田野民族志的叙事联系在一起,产生出推动学科不断成长的学术成果。人类学家以关键词作为学术配置的基本要素,结合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理论思辨,力求论证和阐释民族志研究中发现和运用的新观点,增强学术产出性。

本体论转向

通过梳理不同本体论进路和进一步探索中国人类学的本体论视野,强调中国研究自己的知识来源及其实践动力具有重要的学科意义。本体论转向是人类学的新趋势,它是由多源头的实践活动所引发的一次学科思潮,本体政治以及当下的积极行动人类学或直接行动都是其在现实层面的反映。当前来看,最主要的是以本体感知去看见传统人类学中的"事情",即能够用本体论视角去对传统人类学中的族群、仪式、经济和亲属关系等问题重新解读,发现真问题。

重温弗雷泽——简述西方人类学界关于弗雷泽的论争

弗雷泽在西方人类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颇为复杂,其人类学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写作范式、作品价值、个人地位和影响等问题在西方人类学界曾引起广泛争议和讨论,而相关论争并不为国内学界所熟知。对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西方人类学界的两场关于弗雷泽的重要论争进行回顾和梳理,按图索骥,旨在以此表现"弗雷泽问题"的复杂性及其与人类学发展诸问题的关联性,有利于国内人类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展开。

人类学视野中的赛博空间——互联网作为一种主体之间的书写工具

本文试图勾勒出网络民族志这一新的书写情境。赛博空间作为一种新的书写情境和书写对象,它已经超越了马林诺斯基等人所凝视的传统田野。通过将赛博空间视为一种自我可能性赋予的空间、一种社会现象以及一种综合场域(Strathern 2001),这篇论文将思考当民族志书写的肉身进入赛博空间之后,将遵循何种书写理念和观察方式。通过分析传统民族志书写的特质、新小说、网络小说、诗歌等多种文体,本文还试图勾勒网络民族志的书写路径。作为一种新的书写形态,电子书写或者网络民族志首先是一种主观的、现象学意义的虚拟观看、听、说,借助超人际、人际之间、个体内部的传播方式,它整体勾勒出了一个书写个体所生存的一种社会政治环境维度。其次,新的赛博人类学写作是高度分裂和视觉化的,时常和网络游戏、在线观察、虚拟思维反刍等实践行为互相关联。因此,网络民族志的书写必然超越了地理框限、范围、主题和对象。其三,赛博空间已经引发了一种万花筒式的跨地域生活经验,它使得传统的民族志方式在表达和描述上捉襟见肘。网络民族志写作在风格上应该更加虚糊、融合甚至是不可阅读的。沃兹特姆(Walstrom)使用'参与式体验'而非'参与观察'来定义新情境中的书写方式,在他看来这代表一种深度介入,与研究对象的密切联系和卷入。新的网络民族志实验书写不应该满足于生产一种范式意义和组合关系上的拼接(Fernandez1986:45),人们应该重新反思民族志书写中对社会生活主体的基本定义:我、你、他、她、他们、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