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民族志博物馆:历史、秩序与方法

作为一个机构,博物馆拥有固化与物化社会文化的效力;作为一个学科,人类学具有调查与书写社会文化的特权。在维多利亚时代,博物馆与人类学因其表征文化的共同诉求而关系紧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博物馆类型——民族志博物馆。从历史脉络来看,民族志博物馆时代(1840-1920)是博物学传统的延续,研究焦点从自然奥秘转向异域文化。从展示秩序来看,民族志博物馆与民族志文本共同阐发了早期人类学理论的探索、发现与争论。从方法论层面来看,民族志博物馆所独有的田野调查、理论反思和跨学科视角使其成为一种博物馆人类学的方法。因此,民族志博物馆不仅是一种切实存在的、表征他者的博物馆机构,而且更是一种认识、反思与诊断当代博物馆学、人类学学科危机的方法论路径。

民族志博物馆如何“翻译”物质文化?——以美国拼布(Quilt)为例

民族志博物馆通过对“物”的展览,书写和呈现了我们对于某一人群文化和生活的认知,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建构想象的媒介。Quilt(拼布)作为美国民俗物质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并没有完全对应的概念。在中美两国分别举行的拼布巡展是民族志工作者和博物馆策展人试图在跨文化语境下对这一物质文化概念进行“深描”和“深译”的一项研究性探索。“被子”在中国属私人空间的生活用品,而作为文化的“Quilt”在美国却有多重社会属性,这种文化错位造成的“不可翻译性”需要在翻译和展陈中予以考量。通过作为民族志的展览以及围绕展览而进行的民族志,研究者对Quilt进行了大量的阐释与辨析,策展人用细节描述和注释对异文化进行“深描”,尽可能地理解其“意义之网”和文化语境。一个文化特有的概念最终得以通过民族志博物馆展览在另一个文化中获得了“深译”。这种转译既没有忽视文化的特殊性、相对性和文化之间的“不可翻译性”;也从实践上回应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博物馆展览表征建构和博物馆民族志西方中心主义殖民话语的反思和批评。

音乐物质文化研究(乐器学)的新途径——乐器的传记性案例及乐器博物馆案例

在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的发展历史中,乐器学(organology)曾是一门学者们不得不学习的理论与方法。然而,在以强调音乐声响之文化脉络的学术焦点下,近二十年来此(副)学科在理论与方法上则出现了停滞不前甚至没落的状况;这样的情形有如早期民族学(ethnology)对物质的研究。但是,取而代之的物质人类学(material anthropology)对物质文化的相关研究,不仅确保了此类研究的必要性,更在人类学领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由物质人类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的探讨,本人希望透过此论文,进一步介绍当代民族音乐学学者在乐器学研究上的新思考途径和研究趋势 (特别是乐器与音乐家传记及乐器与博物馆收藏)。企望这些近期的研究能有助于我们去了解乐器及其不同脉络下之不同意涵。

迈向“民族博物馆”新纪元:台湾两座泰雅族博物馆的创置经验分析

博物馆曾被称为人类学的"机构性家园",显示出博物馆与人类学之间的密切关联。19世纪中期"民族志博物馆"在西方殖民国家中广泛设立,成为展示其统治与权威的象征。在后殖民时代,这种将土著文化视为研究与展示客体的民族志博物馆仍然普遍存在,但以民族主体性为展示目的的"民族博物馆"也开始出现,型构了新样态的博物馆运动。本文以台湾地区两座泰雅族博物馆为例,分析了民族志博物馆与民族博物馆在设立、经营管理、展示教育等方面的差异,揭示了权力关系在博物馆定位与特色中的作用,展示了由民族博物馆所代表的博物馆发展新趋势。

寻找家园:1859年前后的英国博物馆与人类学

民族志博物馆被称为现代人类学诞生的“机构家园”(institutional homeland)。1859年前后是英国人类学实现“进化论突破”的关键历史节点,进化论思想的提出,使得来自异域的“奇珍异宝”逐渐成为“人的科学”的物质性证据。在此基础上,英国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皮特-里弗斯(Augustus Pitt-Rivers)的“类型学”(typological)民族志收藏和博物馆实践,在英国19世纪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现代转型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