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与共治:民族政治理论新思考

现代民族政治意义上的自治产生于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之间的暂时妥协 ,存在着排他性和从属性这一对难解的矛盾。中国等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治生活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自治观念 ,实际已走上了民族共治的道路。民族共治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它是“后自治”民族政治生活发展的客观要求 ,是与民族政治民主和共和“三位一体”的命题。当代民族政治理论应当以共治为核心思想进行构建 ,并赋予自治新的含义 :“民族政治性组织合法”加上“民族政治人格平等” ,应当成为自治的新概念 ,对此可以“当家作主”来界定 ;由这种新自治观出发 ,共治就是一个必然的结论 ,二者的关系也可以得到科学的解释。民族共治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是批判各种片面的和非理性民族政治观念的武器 ,而实践价值则在于它是建设多民族统一国家、实现民族关系平等。

自治与共治:对西方古典民族政治理论的宪政反思

西方古典民族政治理论与西方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有关 ,它是西方殖民时代后期的产物 ,其理论基础源自于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 ,属于公民政治的范畴。从宪政的角度来讲 ,现代西方宪政理论也是在“公民政治”和“公民权利惟一”的理念上建构起来的 ,在其进行国家政治建设的时候并没有将民族关系作为宪政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因素来加以考虑。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宪政理论上往往疏于研究。本文旨在从民族共治理论出发 ,揭示西方宪政理论中存在的误区和片面性 ,进而指出民族共治理论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民族政治问题 ,而且也应当是多民族国家宪政的基本原则和相应的制度建设问题。

探寻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之“道”与“路”——民族理论与政治学科的思考

民族政治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界重视,但是这一学科的定位、学科的建设在学界还缺乏明确的界定。民族政治学不应该是将政治学的概念、范畴简单转换并套用于民族学,而是应该将民族理论的既有研究范式、成果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有机结合,从这个角度,"民族理论与政治"学科的称呼更为确切。民族理论与政治学科从政治哲学角度,应该聚焦于民族政治文明等价值、理念,研究民族政治之"道";从政治科学角度,应该聚焦于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事务治理政策、方法,研究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之"路",总体上,应以"道"为本,"道""路"结合。本文将以族格、民族政治身份、民族精神共同体等创新性概念做出示例性探讨。

第二届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治论坛

2014年10月31日全11月1日，第二届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治论坛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该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联合广西民族大学举办。论坛收到论文66篇，近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相关部门的专家学者与会。

在比较视野下研究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治理——民族理论与政治学科探析

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需要,民族理论专业原有的知识体系和研究内容逐渐地得到拓展,呈现与其他社会学科交叉发展的良好势头。其中,民族理论与政治学的融合发展较为突出。相比"民族政治学"的名称,"民族理论与政治"的概括,一是强调继承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导,并容纳其他政治哲学中关于民族和族群的理论而形成的民族理论的研究范式和成果,二是强调国家在场,将民族政治的场域更多地设定在多民族国家建构与治理的范畴,并凸显以民族国情、民族类型与国家结构、国家政体等结合而形成的族、国关系和道路模式对于民族政治的界定作用。民族理论与政治研究除了原有的研究方法,可结合政治哲学和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路径。文章选取民族概念、民族主义概念、多民族国家建构与治理三个方面,对于民族理论与政治的研究做出示例探讨。

西方民族政治学理论的三种基本类型及现实影响

学界对西方当代民族政策模式的基本性质的系统性总结提炼不足,致使不能较好地呈现其宏观的理论格局,让人无从了解西方的某种民族政策处于何种位置。根据本体论取向可以概括出西方民族政治学理论的三大基本类型:个体本位型、群体本位型和整体本位型。个体本位型理论强调个体权利优先,主张对群体性差异采取无视态度;群体本位型理论强调群体平等,主张肯定群体性差异并将其制度化;整体本位型理论强调社会团结,主张对群体性差异进行限制。确定基本类型的目的不在于归类,而在于定位。作为理想型的三种基本类型并不能将所有的西方国家民族政策严格归类,很多民族政策处于两个类型之间。但三种基本类型的划分提供了对西方民族政策进行定位的坐标,借此可以确定不同政策在整个宏观理论格局中的基本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