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发展探析——以西北地区为例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培育了伟大的精神,并在此过程中因共同面对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条件而广泛地生产合作互助、在经济贸易等领域频繁互动、交往交流交融并相互借鉴,共享源自不同群体的文化,最终结成血缘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本文立足民族学界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与理论框架,以近六年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具体而微地呈现我国西北民族杂居地区各民族日常生活中的从衣食住行、节日、人生礼仪到信仰、语言、通婚等方面的文化交流交融现象,以求进一步实证说明"多元一体"不仅表现在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也反映在各个民族之间,彼此无法分离;并依据互动仪式链理论和共同体理论再次强调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和发展的重要客观前提与物质、精神和情感保障。为此,必须进一步引导、实现各民族的全面交往、广泛交流与深度交融,使得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落到实处。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中的藏汉文化交流与交融——以南路边茶传统制作工艺变迁为例

通过梳理南路边茶的传统制作工艺和贸易历史,认为南路边茶的制作工艺在唐代初见雏形,到宋代又新增了“渥堆”工序。唐宋两朝的“茶马互市”,由唐朝的单纯经贸往来,到宋朝的“以茶治边”“以茶博马”,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经济文化的互动交流。元明清时期在茶马政策和“西番茶”制造工艺的影响下,南路边茶制作工艺发生了一系列变迁。其变迁过程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交融,是藏族对汉文化趋向性的认知,是汉藏在漫长岁月交流互动中达成的文化基因上的契合,体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实践。

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的“鄂托克”与“兀鲁思”考

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多次出现“鄂托克”与“兀鲁思”等词汇,进行考证认为,“鄂托克”一词出现于15-17世纪的蒙古文献中,代替了蒙古汗国时代的“千户”。“兀鲁思”一词源自突厥语,8世纪左右被借入蒙古语。“兀鲁思”与“万户”等同,且是在“鄂托克”之上的一种政治联盟。“兀鲁思”包括若干个“鄂托克”组织,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出现的“三个鄂托克兀鲁思”即以三个鄂托克组成的万户。通过以上词汇的考证可知藏族《格萨尔》传入蒙古地区的大致时代为15-17世纪,传入后与蒙古原有的文化相融合,出现了进一步本土化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