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之研究——以跨文化语用学为视角

在当今这个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愈发频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五千多年丰富的历史文化,在世界的文化交流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国家,但是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人类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成英语,不仅能够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丰富文化,也有助于少教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文章将从跨文化语用学的角度对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翻译标准、流程、策略进行研究与分析,以避免或减少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实践中的语用失误。

民族文化典籍对外传播的哲学思考

民族文化典籍对外传播不同于一般产品的对外传播,具有特殊的方法论和思想体系,需要我们从哲学层面对其进行认识。民族典籍外传的特点离不开两个根本属性,即:语言的属性和文化的属性,它们既是确保传播产品质量和传播价值的两块基石,也是其哲学命题的两个视角。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我们能够在民族典籍外传中看到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的统一关系、典籍文化中内在的文化模式、语言观,以及典籍外传同中西语言文化对话的形式关系等问题,进而在此类传播活动中形成正确的文化传播观念。

跨文化语用学视角下的少数民族文化典籍英译策略运用浅析

跨文化语用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的语用问题。本文从跨文化语用学的角度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典籍英译策略的运用,唤起对民族文化典籍翻译事业的重视,发扬民族文化。

费孝通翻译思想对民族文化典籍译介的启示

费孝通是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民族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其诸多作品为该领域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在社会科学的翻译造诣却鲜为人知。实际上,费孝通对于翻译的兴趣贯穿其一生,更是伴随着其自身的学术研究而不断发展,形成了独特的翻译思想。从费孝通的翻译成就着手,阐述其“融通中西、求真至善”的翻译思想,并由此结合中华文化“走出去”背景,从提升文化自觉意识、关注“受众意识”与传播效果及采用深度翻译模式等方面,探讨其翻译思想对民族文化典籍译介的指导与借鉴作用,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典籍走出去的纾困之道

少数民族文化典籍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对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意义非凡。但我国相关译介出版工作起步较晚,且困难重重。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从译介、出版和传播三大因素着手,在揭示民族文化典籍走出去现状和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整体和谐论,从推动民族文化典籍译介生态群落平衡,提高文本质量;改善民族文化典籍出版生态环境,拓宽出版途径和市场;优化传播生态链,开启对话式跨文化传播模式等方面来提升我国民族文化典籍走出去的生态环境,从而加快民族文化走出去步伐。

典籍英译中的“中国英语”与民俗文化传播——从异化翻译的视角审视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渐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渴望了解真实的中国,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甚至方方面面。在目前全球多元化的背景下,挑战与机遇并存,宝贵的中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着同化的危机。从典籍英译的异化翻译视角分析,"中国英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变化,更是一种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产物,具有交际功能,认同功能,文化功能。对中国民族文化传播的实践和运用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