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本质论对民族交往态度的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介作用

为了探究民族本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交往态度的关系,采用民族本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交往态度问卷,对245名高校汉族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持有民族本质论信念能显著负向预测民族交往态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本质论与民族交往态度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因此,提升青年积极民族交往态度可以考虑从降低民族本质论信念和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考虑。

民族本质论对跨民族交往的影响——以中国内地的藏族大学生为例

本研究以中国内地的藏族大学生为例,通过两个研究探讨了民族本质论对跨民族交往的影响。研究一通过相关研究发现,民族本质论与接触数量、接触质量呈显著负相关,与民族间的社会距离呈显著正相关;研究二启动了民族本质论和民族建构论,结果发现,相比本质论启动条件,民族建构论启动条件下藏族大学生的跨汉民族交往意愿较高。本研究说明,民族本质论是影响跨民族交往的重要因素,加强民族的社会建构论是促进跨民族交往的重要举措。

民族本质论对民族认同和刻板印象的影响

采用问卷法、访谈法和实验法,考察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大学生的民族本质论、民族认同和民族刻板印象的特点,检验了民族本质论与民族认同和民族刻板印象的关系。研究1结果表明:(1)持有强烈民族本质论观点的个体感知到的群际差异更大;(2)民族本质论影响个体的群际导向,它使个体有强烈的内群认同和偏好,但其与外群接触的态度较为消极。研究2结果表明:汉族被试持有的民族本质论观点越强烈,其对少数民族持有刻板印象的程度就更大,尤其是消极刻板印象。民族本质论对民族认同和民族刻板印象有重要影响,在实践中可以将民族本质论作为一个中介,通过改变人们的民族本质论信念,减少群际刻板印象与偏见,改善群体关系。

外群体知觉与文化依恋:民族本质论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使用民族心理距离测量量表、阶层差异测量量表、刻板印象评价量表、文化依恋量表和民族本质论量表,以内蒙古自治区303名蒙古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外群体知觉中的民族心理距离和阶层差异感知对民族刻板印象的影响以及民族本质论在民族刻板印象和对母体文化依恋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民族心理距离和民族阶层差异感知可以预测个体对其他民族的刻板印象;民族本质论在个体对其他民族的刻板印象和对母体文化的文化依恋的关系中有中介作用。在实践中,可以通过控制外群体知觉、改变个体本质论信念来改善族际关系,帮助个体跨文化适应。

民族接触减弱民族本质论:文化认同与文化相似性的中介作用

采用问卷法,以911名少数民族和汉族大学生为被试,探讨了民族接触减弱民族本质论及其机制问题。研究1检验了民族接触与民族本质论、民族交往态度的关系,结果表明,少数民族被试的民族接触与民族本质论存在显著负相关,汉族被试存在负相关但不显著;研究2检验了少数民族被试的本民族文化认同和与汉族文化的相似性感知在民族接触和民族本质论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文化认同和文化相似性完全中介了民族接触和民族本质论之间的负相关。文章认为民族接触可以通过增加民族之间文化相似性感知、降低内群体的文化认同而减弱民族本质论信念。最后讨论了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以及存在的局限性。

想象接触改善群际态度:民族观的中介作用

想象接触是群际接触研究的新兴范式,可以有效提高对外群体的内隐态度。本研究通过三个系列研究,以A民族大学生为被试,探索想象接触对B民族内隐群际态度的影响,并检验民族观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被试对B民族的内隐群际态度受想象接触类型的影响;积极想象接触能影响被试的民族观;民族观在积极想象接触影响内隐群际态度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习近平对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继承

针对当前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等方面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习近平在继承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思想,主要体现在民族团结的功能论、民族团结的本质论、民族团结的方法论等内容,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观点。

群际接触减少偏见的机制:一项整合的研究

以321名少数民族大学生为被试,考察了民族接触(与汉族)、民族认同、民族本质论、民族刻板印象、群际焦虑和交往态度(偏见指标)等变量,以整合的视角探讨了民族接触减少偏见的机制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民族接触通过降低群际焦虑和民族认同、减弱消极刻板印象和民族本质论而间接促进了民族交往,民族认同在民族接触和民族本质论之间、消极刻板印象在民族接触和群际焦虑之间存在中介作用。这项整合的研究理论上丰富了群际接触减少偏见的机制研究。

试析毛泽东的民主思想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是一种复杂的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我们应该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客观准确地去认识和了解。本文从毛泽东民主思想的本质、作用、地位等方面进行阐述并简要评价，希望对于当前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繁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有所帮助。

论古尔纳的文学创作思想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是一名出生于坦桑尼亚、移居英国的非洲黑人作家。在长达五十余年的文学创作中,流亡者的中间状态使古尔纳在后殖民文学创作中获得了有利的观察视角和丰富的题材内容,并于202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文章结合坦桑尼亚复杂的殖民历史以及古尔纳独特的东非生存经历、英国流亡体验,并以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为基础,论证古尔纳融合流亡诗学、去本质主义的非洲民族主义诗学、世界主义诗学的文学创作思想。

民族教育的本质及应然逻辑:价值论的视角

价值论视阈下民族教育的本质,主要体现在民族教育对主体的满足程度。它是促进少数民族"社会化""民族化""一体化"的实践活动。不仅要培养"个性化""国本化""现代化""未来化"的民族个体,还要在外烁与内发相统整的实践中助力少数民族民族性格的承袭和民族超越的实现,更要基于广义教育的视角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的全面建构。

改变民族内隐观可促进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

民族内隐观是指普通大众对民族性质的朴素理解。大众对民族性质的理解包括民族本质论和民族的社会建构论两种倾向,人们持有何种观点广泛影响着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研究发现,与民族的社会建构论者相比较,民族本质论者其民族边界更为固化、跨民族交往的动机水平更低、对外群体持有更多的刻板印象和偏见,更容易知觉到民族之间的差异;民族本质论观点还是主流群体维持不平等社会地位的"合法"理由。本文主张采用教育、创造各民族的接触机会、弱化社会分类三个策略来改变民族内隐观,即通过弱化人们的民族本质论观点,强化民族的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从而促进民族交往和改善民族关系。

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观及其影响因素

在族群方面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族群本质论,另一种是社会建构论。采用问卷法对489名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调查后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持有较高的民族本质论、较低的社会建构论。居住格局、家庭交流中使用的语言和混校类型会影响民族观的形成,其中,所生活的村庄或社区中与其他少数民族杂居的大学生持有较高的社会建构论,家庭语言交流中使用民族语的大学生持有较高的民族本质论、较低的社会建构论,所就读的中学中有其他少数民族学生的大学生持有较高的社会建构论。民族观会影响个体的身份归属,持高民族本质论的大学生倾向于将自己的身份归属为民族人,持高社会建构论的大学生倾向于将自己的身份归属为中国人。

费孝通先生对中国民族构成复杂性的反思及其当代意义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在改革开放复出后对自己的民族研究进行总体性反思的基础上完成的。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改革开放大致50年的时间里,费先生的民族研究涉及两大重要事件,即20世纪30年代末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论争和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费先生自己后来对其内在联系和意义的分析让我们认识到,这两大事件其实体现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在民族问题上面对的大课题,即如何在学理上认识中国民族构成状况的复杂性,并在政治上制订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民族政策。费先生不仅通过对“中华民族是一个”争论以及民族识别、民族形成和民族本质的反思,凝练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学说,而且在该学说提出后继续“再反思”。虽然他对“什么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没有给出确切的回答,但他对通过“美美与共”和相互容纳而产生凝聚力,并进而实现民族间和国家间“和而不同”的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反复强调,不仅有助于更加深刻理解“多元一体”理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而且为当下民族研究的深入和民族政策的制订提供了思路。

和谐民族关系与和谐社会构建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本质上是和谐民族关系;和谐民族关系是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发展和完善和谐民族关系是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北京“牛街模式”的社会建构与中国民族社会工作时代的来临

北京“牛街模式”的诞生,标志中国社会工作制度建设进入全面、积极的新发展阶段,标志中国民族与民族宗教社会工作时代的来临。北京“牛街模式”是以城市民族聚集区为基础的民族宗教社会服务体系与政策。北京“牛街模式”的实质是城市民族聚集区的社区福利制度建设,精髓是民族宗教型福利。北京“牛街模式”的重大现实与理论政策意义是传统民族与民族宗教工作的全面结构转型,“社会工作化改造”是传统民族工作与民族宗教工作全面结构转型与战略升级的最佳途径。

民族伦理学应如何民族化

民族伦理学是专门研究民族伦理道德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它基本属于描述伦理学类型。民族伦理学要成为真正的描述伦理学,首先必须全面、客观、系统、科学地描述各民族的伦理道德现象;其次要通过伦理道德现象的综合分析,深入了解各民族的道德关系,正确把握各民族的道德语言、道德思维和道德习惯等民族道德本质化的内容。前者可称为浅层民族伦理学,后者可称为深层民族伦理学。

二胡演奏中的“本源变流”

二胡作为中国传统乐器想要诠释表达西方音乐理念,甚至追求对西方音乐语言的照单全收是不切合实际的。二胡演奏的发展在不停的推进与变更中,如何映照个人民族文化背景,结合时代发展特性,事实上是对于二胡演奏中本质与演变,源头与支流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