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杂居地带族际通婚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于祁连蒙古族的田野调查

族际通婚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路径,也是衡量族际关系态势的重要指标之一,具有鲜明的标识价值与社会意义。加强多民族杂居地带族际通婚研究,对深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祁连蒙古族聚居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祁连山南麓地带,其通婚圈在与周边各民族长期而持续的互动过程中不断扩大,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元交融的特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祁连蒙古族族际通婚扩大的重要推动力量,族际通婚的扩大则扩容和巩固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文化基础,是多民族杂居地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

乡村振兴视域下民族杂居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探析

迈上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精神动能,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奠定群众基础,为乡村振兴凝心聚力。但在目前形势和民族杂居复杂情况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然存在发展内生动力不足、思想认识不够深、民族工作机制不健全等困境。为此,该文通过经济、文化、组织、机制和人才方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推动民族团结与进步,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基于文化共生视角的分析

文化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乡村共同体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文化振兴的推动机制与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机制是同构的耦合。在民族杂居地区的两个村落案例中,从文化共生理论视角来看,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构成融合共生的内在动力贯穿于乡村共同体之中,从而激活了村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使乡村共同体得到复兴。目前在人口规模化常态化流动背景下,诸多因素给乡村共同体带来挑战,应利用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实践向度,以互惠共生文化传承乡村伦理,以组织引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以公共文化激活公众集体意识,以利益共生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从而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发展。

多民族杂居地区文化共生与制衡现象探析——以河湟地区为例

在我国多民族杂居的河湟地区,各民族在交往互动中广泛吸纳他者文化,形成了普遍的文化共享与融合现象,如宗教信仰的吸纳与采借、饮食文化的兼收并蓄、服饰文化的相互影响。由于地处青藏高原文化、中原儒家文化、西域伊斯兰文化等多元文化交汇之地,受主流文化区文化的持续补给,河湟地区并未形成某种文化一家独大的局面,各文化都有其相对固定的信仰群体和较为清晰的边界,从而形成了一种相互渗透又相互制衡的多元文化格局。

民族杂居区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的比较研究

在新疆这样的多民族地区,教育信息化关键是民族教育的信息化,而民族教师的信息素养水平在新疆民族信息化进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新疆某民族杂居地区的哈萨克族、回族、汉族中小学信息素养水平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结果表明:回族中小学教师与汉族中小学教师的信息素养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回汉中小学教师与哈萨克族中小学教师之间却存在显著性差异,文中尝试对出现此种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民族杂居地区民族文化传承的教育途径研究

本文从地域民族文化传承的视角,兼顾民族杂居地区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对民族杂居地区民族文化传承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途径进行探究。认为学校教育可以通过设置多元文化课程、构建多元文化环境、培养多元文化师资、强化民族文化传承功能的途径,家庭教育可以通过形成基础性民族认同、适应区域性文化模式、传承生活化民族文化、自主传承的途径,社会教育可以通过社区和社会多方面的互动促进民族杂居地区民族文化的传承。

云南民族杂居地区的民族关系及其发展

云南民族杂居地区的民族关系历经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原有民族关系的基础上,历经了两个重要的发展时期,首先是解放后各少数民族得到真正的解放,在国家民族政策的影响下,形成了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的民族关系格局;其次是改革开以来,云南民族杂居地区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形成了民族关系新的格局和特点。深刻认识现阶段民族关系的现状,是我们处理好民族杂居地区民族问题的前提。

西南多民族杂居地区发展观光农业的条件及前景分析

本文指出西南多民族杂居地区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贫困,并提出今后基本的发展思路。文章在介绍了观光农业的类型和特点之后,对西南多民族杂居地区发展观光农业的条件及前景进行了分析。

提升政治心理品质 促进民族杂居地区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云南省是民族杂居情况最为突出的边疆省份,多种民族联合自治的地方很多。村民自治必然给民族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带来精神、理念、心理以及行为的影响和变化,村民自治使民族杂居地区的村民的政治参与、自由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权利意识进一步得到强化。然而当前民族杂居地区村民在村民自治中还存在一些政治心理缺失,如依赖思想较强、缺乏整体观念和危机意识等。今后一段时间要围绕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发展农村经济、构建和谐农村的目标,提高公民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素质,来促进民族杂居地区农村政治文明的建设与发展。

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社会治理的耦合逻辑——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分析

民族杂居地区社会治理兼具乡村治理和民族事务治理的双重属性。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和社会治理需要将村民组织起来再造乡村集体,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以青海民和杏儿藏族乡为例,从文化资本视域展示一个藏土汉三种语言交汇、藏汉信仰交融、半游牧与农业等多元文化共存、多民族共居的民族杂居社区是如何通过深度挖掘、整理和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并进行有效融合建构出一个乡村文化振兴与社会治理的耦合文化单元的内在逻辑。针对当地村民社会治理参与度低、地方政府对优秀传统民族文化资源缺乏深刻认识等问题,提出将文化资本有效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动能的有效途径。

影响新疆博州民族杂居区语言使用的成因分析

文章主要运用社会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及学科理论,用了两个月时间对博州地区的语言使用进行了问卷调查、实地观察及录音,在多学科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博州地区的语言使用特点,并深入分析了博州地区语言使用的成因。

民族杂居地区中小学教育发展研究——对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中小学教育发展问题的研究

民族杂居地区的教育工作的好坏,关系着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关系着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本研究选择民族杂居情况非常典型的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作为研究地点。通过调查研究,我们认为这些年民族杂居地区的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依然存在诸如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等问题。我们必须给民族杂居地区的教育以特殊的政策,才能促使民族杂居地区的教育快速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教育的差距。

旅游对民族杂居地区经济发展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影响研究——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杂居地区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业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发展,而且还对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研究区域,通过与当地旅游部门的座谈、对游客与旅游从业人员的调查问卷,在分析其旅游资源禀赋的基础上,探讨旅游业发展对当地经济增长、民生改善和民族三交的影响。

民族杂居地区村民自治过程中的问题研究——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丙中洛乡村民自治调查报告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村民自治是实现四个“民主”的重要的制度保证。在民族杂居地区实行村民自治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观念性障碍,我们必须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彻底转变观念,才能保证村民自治制度的贯彻落实。

湘西多民族杂居地区中小学音乐教育现状调查与分析

综合采用实地体验、观察、访谈以及问卷等多种具体方法对湘西多民族地区中小学音乐教育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音乐教师在对音乐课程的理解、课程目标的设定、音乐教材的利用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说明该地区音乐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还处于一个薄弱的环节,宜采取在实践中寻求解决湘西地区中小学音乐教育现实问题的途径与方法。

民族杂居山区农民工与农民土地意识变迁——以乌江下游小王村为个案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新出现的农民工群体带来了传统社会的巨大变迁。本文试以乌江下游小王村为田野调查点,探究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对农民土地意识带来的巨大变迁。这种土地意识的变迁是工业化冲击下中国农民对传统土地制度和土地观念的一种强烈反弹,意义重大。

民族融合背景下的村民自治调查──以民族杂居的云南芒乐村为样本

本文对民族杂居村庄村民自治中的选择机制、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村民在利益权重之下,主要以能力和品质而非民族等因素为取向选择自己的“代理人”,这是村民自治走向理性和良性的基础;村治的动力和积极性受到村集体、个人经济以及村委会自身运作状况的影响;村委会作为国家在农村基层新的政治设计,它与各组织的权力分配格局和关系协调程度,是村民自治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多民族杂居地区民族交融实证研究——基于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的调查

在我国多民族杂居地区,民族交融仍然是当前民族关系的主流和常态,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趋势。以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藏土汉民族杂居地区为例,血缘交融、结构交融和文化交融三方面是当地民族交融最重要的特征,它们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照,也互相转化,更相倚实现。特别是在客观交融基础上的主观认同意愿的表达,反映了长期实践经历中建构起来的社会生产生活结构性特征。这些特征具体表现在族际通婚、居住格局、个体交往、语言使用、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社会行为活动中。

“打工族”与西部民族杂居山区的社会文化变迁——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小王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小王村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打工族。打工族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小王村村民的土地观念、婚育习俗、养老观念以及村民生产生活方式等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打工族的出现既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社会文化变迁的结果。

民族杂居区维吾尔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以新疆博州为例

笔者从社会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角度入手,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观察及访谈录音等方式,对新疆博州民族杂居区维吾尔族语言使用情况展开深入研究。在总结其语言使用四大特点的基础上,对其成因进行详尽分析:多民族杂居是双语社会形成的基础条件,社会需求为双语社会发展提供源动力,语言规划为双语社会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双语教学对双语社会发展产生催化作用,语言态度对双语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