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部族”“少数族群”与民族概念中国化——论中国民族话语体系形成前后的“三胜”大势

由"汉部族"之争开始的"民族形成上限问题"讨论,到随着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结束的"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之争,分别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体系的转换生成前后的"险胜"和"浅胜";为了确保中国民族话语体系的"完胜",应该进一步在民族观教育主渠道上实现民族概念的中国化。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和民族理论概念体系的演进脉络

词语是概念的语言表征,概念则是理论的基石、思想的出口。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自觉的主体登上历史舞台之前,现代汉语“民族”一词包含不同类别、层级的族体的含义已经形成。他们以此为基础,百余年来在中国传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过程中,通过向“民族”一词注入新意涵、从一般性和规范意义上定义民族等途径重构“民族”概念,构建出一套以“民族”概念为中心,以“前缀词+民族”“民族+后缀词”“前缀词+民族+后缀词”等语言形式组成的上百个、多层级的民族理论概念体系,极大拓展了中国人探索民族世界的理论视野。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始终将我国处于不同社会进化阶位的各类族体均称为民族,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团结思想的秉承和贯彻,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建设要服务现实民族问题解决的宗旨和他们自身的政治智慧。打造具有中国特色、普遍意义的民族学概念体系,应积极借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和民族理论概念体系在百年构建进程中积累的成果,厘清和深化运用已经形成的多层级概念,同时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不断改造或革除过时的概念、提出新概念,而非削足适履于西方民族学、民族主义理论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