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公开发行

由广东省民间音乐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季刊,自1984年三季度起,向全国公开发行。该刊由中国音协副主席李凌任名誉主编、广东省民间音乐研究室主任林韵、副主任叶鲁任正、副主编。

“高文明”社会中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

当世所谓“民族、民间音乐”，其实不过是以往文化英雄创造之、社会大众传承之古典音乐文明的历史建构及其现实遗存；有着“亚文明”内涵的所谓“民族、民间音乐”，其实不过是往昔曾经高度发达之“主控音乐文明”的弥散沉降及其现实遗存。因此，遵照孔子“礼失求诸野”的理念，对于“有古有今”、文脉不绝之当代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以往之高度发达的历史音乐文明，的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参照。其成系列的音乐文献典籍、成系列的音乐考古发现，正是解读其当代民族、民间音乐的重要锁钥之一。 此外，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始终未摆脱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范式的依赖”，中国民族音乐学界至今尚未有明确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本土化”的自觉意识。对于一些民族音乐学家反复强调之“需要对青少年加强 (音乐技术层面的 )母语教育”的必要补充，应该是首先加强对于自称为“民族音乐学家”的理论层面的母语教育。

关于中国当代音乐民族化倾向的研究

我国的民族音乐学文化的创生要追溯到1980年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的在“全国民族音乐学学士讨论会”，此次会议正式确立了我国民族音乐学的概念。会议提倡宏观、开放、科学地建立我国民族音乐学文化体系，这次会议的召开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方向，具有划时代的存在意义，它使得音乐学术界有了崭新的领域，也使民族音乐理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等理论方向学科得以建立。

民族音乐教学与研究忆实

我于1955年毕业于贵阳师范学院艺术科分配贵州民族学院,在俱乐部担任文艺普及和教学工作。翌年,母校师院艺术科转入民院,承担了为本省各民族培养中高级专业艺术人才的任务。1957年俱乐部撤销,我和杨方刚等同志调入艺术科基础理论课教研组任教,我担任"音乐常识"教学(同时兼任五六级音乐班班主任),从此走上了一条对于我来说异常艰辛的求学、教学之路。

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

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目前在西方，虽然其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真正把它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还要花一些时间。作者不同意将“民族音乐学”和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为一个学科，同时指出 “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建议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

论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

民族音乐学是一门多学科、多视角、多思路、多方法的学科,本文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关我国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问题的争议进行了整理,并通过对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和西方的发展历史的介绍,从历史背景差异这一角度,论述了我国的民族音乐学与国外的民族音乐学以及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之间的异同。

民族音乐学及其学科定位

1980年在南京召开的"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中,"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名称,取代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民族音乐理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等学科名称。尽管这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于会泳的现代京剧音乐创作

于会泳早期对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达到了精辟而独到的理论深度，对创作有着极大的实践指导意义。他后期对京剧音乐的改革与创新，触及了戏曲音乐改革中的一系列难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在京剧传统唱腔音乐基础上，打破行当流派，打破传统唱腔音域、音区，打破摆字、板式结构等，不拘一格地加以融会贯通，阐发新意，使老枝绽放出新芽。又大力吸收其他戏曲、曲艺、民歌等音乐成分，甚至借鉴西洋音乐的技巧、手法、形式，来充实、发展我国传统的京剧音乐，使我国戏曲音乐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其作品具有新颖的时代气息，浓厚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1982年修改稿)

建国以来,我国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民间音乐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粉碎“四人帮”后,这一工作又有新的进展。目前,《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选工作正在进行,为了进一步提高民间音乐研究的理论水平,促进它同音乐创作和表演艺术实践更好的结合,现将吕骥同志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一文重新发表。此文写于1941年秋,是为延安鲁艺民间音乐研究会写的;1948年在《民间音乐论文集》上发表;1981年广东《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第4期刊登这篇文章时,作者作了几点重要补充;本刊发表时,作者在文字上又作了一些修改,在内容上也作了些补充。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及其目的

民族音乐学作为音乐学中的一个门类是本世纪五十年代从比较音乐学逐步发展形成的。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的区别,曾经有过很多争论。有人认为它主要的调研对象是原始民族的音乐。

三十载上下求索——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历史回顾(1980—2010)

序言：暮然回首 从20世纪20年代王光祈引入“民族音乐学”，到50年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再到80年代至今的传统音乐研究（或称“中国民族音乐学”），三个阶段，恰以三十年为界。乔建中将《集成》资料中的五十余篇“现状调查报告”逐篇细读，并生发感想：

“民族音乐学”与中国“民族音乐理论”

由欧洲产生、在美国崛起的“民族音乐学”(Ethoomusicology),从八十年代开始又在中国音乐学界掀起巨浪,险些将中国的“民族音乐理论”淹没。当初,致力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一些学者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民族音乐理论”(又称“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本来就和“民族音乐学”是同一学科,因而提出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原“民族音乐理论”。这一观点在当时影响甚大,曾被许多同行所默认。

为《古筝书谱序·跋集》题序

曹正教授于解放后调入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音乐部(现沈阳音乐学院)任教,是我国第一位开设古筝专业课的教师,他为古筝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20多年前,曹正教授编著了《古筝书谱序·跋集》一书,此书只作教材,未及发表。今适逢曹正教授逝世五周年,特发表下文,以示追思和怀念!

民族音乐学问题

1980年在南京召开的“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第一次用民族音乐学的概念取代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民族音乐理论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件事的意义不仅确立了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名称,而且还标志着我国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民族音乐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与现在一般被译为民族音乐学的Eth-nomusicology 和民族音乐理论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由于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大家的理解很不一样。诚然,通过讨论未必就能统一,强求统一也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在草创阶段,有机会进行一些讨论,可给人以启发;确立起一个相对一致的研究目标,有助干促进这门学科的发展。

亚非拉音乐是一个尚待开拓的新研究领域

民族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新创建的学科。1982年《音乐研究》第四期发表了董维松和沈洽同志的文章《民族音乐学问题》,就这门新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许多很有见解的论述。该文重点探讨了民族音乐学中“自我音乐”研究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涉及了“非我音乐”,特别是亚非拉音乐研究方面。鉴于亚非拉音乐是国外同类学科Ethnomusicology主要的研究课题,而在我国又是一个尚待开拓的新研究领域,因此我想就他们已涉及但未充分展开论述的这方面问题谈一些补充性意见。

有关民族音乐学的几个问题

为了讨论有关“民族音乐学”的一些问题,应先搞清什么是“民族音乐”,而在给“民族音乐”下定义之前,又要先弄清楚什么是“民族”。 我们平常所说的“民族”,有三种不同层次的含义。广义的“民族”是泛指人类在历史上形成的、处于各种社会发展阶段的、具有一定的共同语言、地域和生活方式的各种族体。具体地说,是指从氏族、部落直到民族的各种族类共同体。如“原始氏族”、“古代民族”、“现代民族”中的“民族”;其次是指我国境内的各民族,如“发扬民族传统”、“振兴民族文化”中的“民族”;再次是特指我国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我国民族音乐学现状急议

近些年来,我国民族音乐界有两件值得载入史册的大事。其一是民歌、戏曲、说唱、器乐四大“集成”的编纂。其二是已开了三届的两年一次的“民族音乐学年会”。头一件事,早在六十年代业已开始做而后又被迫中断了,它所包容的宏伟规模表明了我们对传统音乐遗产全面而又远大的观点;第二件事则是根基雄厚的我国传统音乐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两件事先后发端于七、八十年代之交,并非偶然,而带有极为深刻的时代和历史的印迹。

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实践

近几年来,我国音乐理论学术界化先前活跃了,特别是国家采取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更是蓬勃开展,其研究文章的数量令人瞩目。自一九八○年开始,两年一届的全国性的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先后举行了三次;许多地区就民族音乐学的一些课题组织过专门的研究讨论。什么是民族者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