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学的发展——民族法学与少数民族法制史学的关系

从中国法制史和民族法学的视域看,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在法史学的研究框架内主要运用的是历史学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法学的兴起,使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拓宽了空间并带来研究方法的创新。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学的发展应在坚持史学学科本位的前提下融入历史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多元法文化与法制现代化——《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读后

法制现代化既是创新的过程 ,又是连续的过程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以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法文化传统为历史起点的。《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一书对于把握我国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法文化的全貌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

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关于少数民族法制史方面的研究多散见于民族学、民族历史学、民族政治学的著述中,中国法律史学界多侧重于对中央王朝立法的一般性研究,对民族法制和少数民族法律关注则十分有限。直至20世纪80代初,法学界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才逐渐展开,并逐渐蔚为大观。今天,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进行全面回顾和总结十分必要。

2016年中国民族法学研究述评

2016年的民族法学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研究内容较为全面。其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民族地区社会管理法治化、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是本年度重要话题。二是围绕热点问题展开研究。如,学者们结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司法改革和民族宗教热点问题,对清真食品立法、《城市民族工作条例》修改、民族地区双语司法人才队伍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三是重视实证研究,尤其是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习惯法现实表现的调查研究较多。四是规范化分析方法的运用,促进了民族法学理论的突破。如,学者们围绕《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上级国家机关"、优惠照顾、组织公安部队等内容的规范化分析。

2012年中国民族法学研究述评

2012年中国民族法学研究成果颇丰。其中,论文约有320余篇,比2011年增加了100余篇。这些研究在内容上有以下特点:一是内容较为全面,其中,民族习惯法、民族司法的研究比往年增多,民族政治权利成为年度重要话题;二是内容上的交叉研究增多;三是出现了一些综述性、反思性研究成果;四是关注了一些热点事件和话题;五是应用性研究成果较多。这些研究在方法上有以下特点:一是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协商民主成为年度新话题;二是注重实证研究;三是注重比较研究。在全面梳理的基础上,笔者根据研究内容所涉及的民族法学基本理论、民族权利保护、民族区域自治、民族法制建设、民族习惯法、民族法制史、民族司法等方面分别对其主要成果进行了介绍与评价,在辨别良莠、展示精华的同时,为不断繁荣中国民族法学提供可借鉴的年度综合性史料。

2013年中国民族法学研究述评

2013年的民族法学研究继续呈现繁荣的面貌。在研究内容上有以下特点:一是内容较为全面,其中,关于民族文化权利保护、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司法问题的研究增多,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习惯法司法化成为本年度重要话题;二是出现了一些反思性成果;三是应用性成果较多;四是关注了一些热点事件。在研究方法上有以下特点:一是注重研究视角多元化;二是注重实证研究,关注某一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较多。在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内容所涉及的民族权利保护、民族区域自治、民族法制建设、民族习惯法、民族法制史、民族司法等方面分别对其主要成果进行述评,辨别良莠,展示精华,为民族法学研究提供可借鉴的年度综合性史料。

2010年中国民族法学研究综述

2010年中国民族法学研究成果颇丰。这些研究成果有以下特点:研究在内容上,一是内容较为全面,二是出现了一些梳理性研究成果,三是是应用性研究成果增多;在研究方法上,一是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二是注重民族法学的实证研究,三是注重民族法学的比较研究。在全面梳理的基础上,笔者根据研究内容所涉及的民族法学基本理论、民族权利保护、民族区域自治、民族法制建设、民族习惯法、民族法制史、民族司法等方面分别对其主要成果进行了介绍,在辨别良莠、展示精华的同时,我们力图为中国民族法学研究的不断繁荣提供可借鉴性的年度综合史料。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法哲学思想考述

我国是一个历经悠悠岁月的古老国度,五千年的长河中创造出了许多璀璨耀眼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甚至奠定了整个东亚圈的文化基调。法制文明作为精神文明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对社会制度及秩序发展考虑的智慧结晶。中华法系作为世界古代五大法系之一,其成果是由各民族与汉主体文化共同缔造的,在五千年的法律文明历史发展进程中,少数民族法制思想对中华法系的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清代冕宁诉状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纠纷解决机制

四川民族混居地冕宁县保存了大量的清代司法档案,客观地再现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司法实践的原始状态。详细分析其诉状并结合地方志等材料,可以看到清代这一地区的诉讼制度已较完善;各族民众将到州县诉讼作为纠纷最终解决方式已很普遍,已具有较强的国家法律意识;案件审断既能遵循国家律例及其规定程序,又能根据当地情况进行适当的变通,以实现多民族和谐相处的社会效果。

张晋藩先生民族法律史研究的学术贡献

张晋藩先生最早关注我国民族法制史领域,并率先从事民族法制史研究,在《再论中华法系的若干问题》一文中,首先指出少数民族法制史在中华法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一、提出民族法律史是中华法文化一部分,指明“通古今之变”研究目的先生提出中华法系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凝聚了各族人民的法律智慧,是各民族法律文化与法制经验相互交流与吸收的综合结果。可以说,中华法律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法系”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法律意识和法律原则、法律制度长期融合的产物,中华各民族在生存、发展、融合过程中,对中华法制文明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张晋藩 新中国法律史学开拓人

张晋藩,1930年生于沈阳。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1952-198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3-1994年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法学评议组成员,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名誉会长。出版个人专著近30部,主编与合著20余部,主编教材《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史》10余部,发表论文200余篇。1986年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律课,1996年、1998年两次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讲授法律课。

林园求学记——记我的导师、著名法学家张晋藩先生

张晋藩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自1984年我开始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硕士学位至今,与张先生结识已经二十多年了。记得跟随张先生读书时,他还住在中国人民大学林园内。那里有一片翠绿的冬青和树林,在树影婆娑的晨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