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一体”:一个述说中华民族的原创概念

民族复兴被确立为国家发展目标,中华民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也进一步突出了中华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了体现中华民族的国家属性,形成对中华民族的完整述说,笔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民族“全民一体”概念,并通过原创的“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等概念来丰富其内涵。因此,就能将从中华民族与现代国家关系角度提出的“全民一体”概念,与从国内民族关系角度提出的“多元一体”概念结合起来,在既揭示中华民族与世界上其他现代民族的共同性,又揭示中华民族特殊性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进行完整、有效的述说。

史实·情境·情感:历史教育视角下近代云南边疆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6个民族的中华儿女在共同开拓疆域、书写历史、创造文化和培育精神的过程中时刻是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认同、民族交融的情感纽带。从高校历史教育的角度看,通过对古代云南边疆民族形成的历史梳理,以及疆域建置、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等方面的阐释,让学生理解正是历经各朝代中央政权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经营和维护,当地各民族才能繁衍生息和开拓发展,才得以形成古代中国云南边疆民族和边疆文化,并已潜在形成了云南边疆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在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时,他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隐形转向显性。“马嘉理事件”“片马事件”等典型案件都体现了边疆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危亡时刻一致对抗英国殖民者的共同主体性。从各民族守护的疆域角度看,这里不仅是当地民众世代生活的土地,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情感上看,不仅是边疆人民,全国上下的各族民众都达到高度一致性。因此,从史实还原到代入历史情境,再到情感递进的历史教育能够使学生对边疆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共鸣与认同。

中古北方民族交往格局嬗变与东北民族的勃兴

东北边疆在中国北方历史中处于一个特殊位置,与草原游牧社会和中原定居社会同时存在紧密的依存关系,是欧亚大陆与太平洋海洋世界联通的主要过渡地带之一。由于与周边地域存在如此丰富的关联性,东北边疆往往被纳入诸如东亚史、内亚史、海域史等各类区域世界的研究视域。②实际上,东北的历史命运并不取决于某个单一生态人文区域属性,或者某一古代民族的政治抉择,而是由中华民族历史上各民族交往的整体格局所决定的。本文即通过解读中古北方多民族政治互动秩序嬗变的原理,及其对东北地域政治重组、凝聚过程的影响,揭示东北边疆“地方因素”不断形塑的内聚趋势,分析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新范式对边疆区域历史研究产生的影响。

汉语成语与中华民族的伦理观和审美观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与生俱来,汉语成语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的汉民族皇权至上观念、男尊女卑观念、血缘亲疏观念和正统排异观念等传统伦理观,以及以“圆”为美、以“正”为美和以“对称”为美等传统审美观,无不在汉语成语中有着深刻的反映。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注重从历史和文化延续性的视角去把握和分析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交互共存:从甘青“花儿”看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花儿”是生长在西北大地上的一朵艺术奇葩,蕴含丰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花儿”是西北地区多民族集体的智慧结晶,也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的基质。在中华文化的大熔炉中,“花儿”是其中的瑰宝,它的旋律流淌过岁月的文化长河,歌词浸染着各民族文化的鲜明色彩,以摄魂夺魄的艺术魅力,涤荡着千千万万民众的心灵,真正彰显了各民族交融共生的社会理路。文章以传唱在甘青地区最为广泛的河州“花儿”为例,以交互共存的文化特质为切入点,探讨甘青“花儿”中呈现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养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精神力量。

准确把握流而不断的中华文明滋养伟大中华民族的文化逻辑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下简称《概论》)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于2023年12月正式出版发行,为高等院校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以交叉学科理念[1]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概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注重史论结合、话语阐述、理论创新,立体展示了“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2]。伴随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华民族从多族群共创的文化圈开始朝着稳定统一的高阶文明社会形态演进。

民族互嵌地区少数民族高中生对区内民族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依恋

从文化依恋角度探索个体对包括本族在内的区内民族及中华民族的认同,是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有效途径。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侗族、苗族、瑶族高中生为被试,探讨个体对区内民族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依恋。实验1表明,在威胁情境下,阈下呈现本族文化符号提升对随机几何图形的喜爱度评分,反应时显著长于中性图片启动。实验2表明,在威胁情境下,阈下呈现本族、区内其他民族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文化符号提升对随机几何图形的喜爱度评分,本族、区内其他民族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启动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区外民族文化符号和中性图片启动,说明被试对区内民族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形成了依恋。在威胁情境下,本族、区内其他民族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给个体带来了安全感。民族互嵌地区少数民族高中生已将区内其他民族和中华民族视为内群体,对区内其他民族和中华民族形成了依恋。

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的聋病基因突变流行病学分析

目的分析甘肃省3个特有少数民族感音神经性聋人群的常见聋病基因的突变频率,比较其与汉族聋人的突变流行频率差异,揭示少数民族的聋病分子流行病学状况。方法采用Sanger测序法检测GJB2基因第2外显子,SLC26A4基因第8、第19外显子以及线粒体DNA12SrRNA 1555A>G和1494C>T突变,分析其突变频率。结果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和汉族的GJB2基因、SLC26A4基因和mtDNA12SrRNA总突变频率是27.66%、20.00%、36.36%和41.48%,东乡族和汉族的突变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5);这4个民族的GJB2基因突变频率是25.53%、10.00%、18.18%和20.45%,东乡族和汉族的突变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39);4个民族的GJB2基因c.235delC突变的等位基因频率是4.26%、0、4.55%和10.80%,东乡族和汉族的等位基因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9);4个民族的SLC26A4基因第8和第19外显子突变频率是2.13%、10.00%、9.09%和13.07%,东乡族和汉族的突变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4个民族的SLC26A4基因c.919-2A>G的等位基因频率是2.13%、0、9.09%和7.39%,东乡族和汉族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11)。在东乡族、保安族和裕固族中没有发现m.1555A>G突变,在裕固族中检测到1例m.1494C>T突变,其突变频率为9.09%。结论甘肃省3个特有少数民族具有独特的常见聋病基因突变谱,需要根据各民族的聋病基因流行情况制定基因诊断策略。

古代中国边疆民族的服饰文化与交流

古代中国的边疆民族是多元文化的交汇点,西域的草原、南疆的丘陵形成了特有的服饰,反映了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社会结构。服饰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了商品的贸易,加强了文化的互动和影响。

西北行记所见20世纪30年代甘青民族走廊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

20世纪30年代考察西北热潮期间,形成了数量不菲的西北行记,详细记载了甘青民族走廊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状况、文化教育、风土人情等状况。其中包括大量关于各少数民族人口及分布、生活习俗、各民族相互关系的记载,反映了这一时期甘青民族走廊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婚姻关系、经济与社会交往、语言融通、现代民族教育的兴起与初步发展等现象,充分体现出各民族之间的深度交往、融合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萌芽。

凉山州清溪峡古道上海棠镇各民族的互动与交融

“路”既是连接和流动的重要载体和媒介,也是一种典型的人造网络,它可以将小地方与大地方、偏远地区与国家、孤立的社区与更广泛的社会以及国家与国家进行高效连接。本研究以清溪峡古道上的重镇甘洛县海棠镇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整理相结合的方法,充分挖掘海棠镇汉族、彝族、藏族等民族自古以来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遗存和历史见证物,呈现各民族和谐共生的文化景观。明清以来,汉族、彝族和藏族等民族沿着清溪古道不断迁入海棠,通过长期的交往互动,在生产生活、语言、风俗习惯、服饰文化、族际通婚以及民俗传统等方面进行了深度互动交流,并逐渐在此地形成交互共生的分布格局,进而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形成一个“共同体”。海棠镇汉族、彝族和藏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一个微观缩影。本文从微观视角呈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图景,旨在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清代北部边疆丝路贸易中蒙汉民族的交融研究

清代北部边疆地区的贸易活动十分活跃,国内与国外市场均有所涉及,其中国内以蒙汉两族的往来为主,《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中俄国际贸易也日渐走上正轨。以清代北路贸易为大背景,通过贸易史和经济史知识与方法分析蒙汉两族间贸易沟通中表现出的民族融合。在融合过程中对于蒙地有诸多影响,出现多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大致分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贸易模式、神灵信仰四个方面。利用各类文献资料来表现具体的变化过程以及变化的内容,体现出蒙汉两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中华民族的“内天下”观:概念、维度与实践

“天下”共同体就是中华民族古代的“自在”形式,本文从中华民族相对封闭的天赐地理空间出发,讨论“天下”地理空间的内部性、人文空间的“内聚性”以及“内聚化”现象,这种现象可以形容为“漩涡内聚”。“内天下”之下必然导致族类及其文化的明显差异,如何化解这种明显差异产生的张力?如何让“五方之民”在“天下”共存共在?需要适应“内天下”状态的观念之形成,并且要把这些观念付诸实践。“内天下”观的形成和成熟促成了两种历史现象的出现:一曰中华民族的内聚属性;二曰中华民族的内聚化进程。内聚属性与“天下”的“漩涡内聚”效应及观念相关,而“内聚化”则是“内天下”观的实践过程,其最高目标和成果是“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中华民族实现“天下”一体的目标就是要在“内天下”观的统摄下,形成化解内部矛盾和冲突的各种方法,实现“夏夷互变”“声教”定“天下”“化异为和”等。“内天下”观是今天进行中华民族共同建设的根基。

弱势民族文学译介:周氏兄弟与《小说月报》“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

1921年10月,《小说月报》在第12卷第10号策划推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鲁迅、周作人积极参与其中,联袂贡献了一批优秀的翻译文本。此时周氏兄弟强调“弱势民族”的概念,一方面延续了早年形成的文化趣味,另一方面则是新的社会语境下建构民族主体身份认同的需要。二者选择翻译的文学作品常常交织着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辩证视野,将反抗殖民压迫的内容框架与人道主义的精神内涵互相结合。这一思路既否定了东西文明大同的迷思,承认生存竞争的自然法则,但同时又用人性的伦理维度来加以限制,高扬人之主体性自觉。周氏兄弟的弱势民族文学译介是新文学家回应“后五四”时代文学困境与启蒙困局的文化实践,也是新文学主体走向历史纵深的典型表现。

中华民族复兴内部视域下复兴主体中华民族的建设研究

中华民族复兴是一个中国国家实力不断走向国际核心前列、中华民族整体振兴而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日益 卓然之自信力的过程。其复兴的内容是多领域、多层面的,复兴的维度在之“其内”也在“其外”,是一个内部因素与外 部条件共同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但,内因起决定性、基础性作用。复兴的核心主体和根本动能只有一个、在其内部, 那就是“中华民族”。协调“三对”关系,强化共同体意识,才能铸牢国族基础,激发内生力量,故而建设好中华民族于民 族复兴而言具有根本性意义。

阶层认同变化的结构性动力——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界限APC分析(2008~2019)

社会分层的主观感知是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并使用界限APC分析法发现:2008~2019年,中国少数民族的阶层认同总体处在“中下”和“中”之间,其间呈现波动上升的历时变化;年龄、时期和世代均具有独立的正向效应,其中世代和年龄效应较为强烈,时期效应表现较弱。阶层认同的提升是结构性变革所引发的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阶层认同研究和APC分析法的使用据此得到补充和启发。

黄河文化,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仅滋养了沿岸的山川土地,更以其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铸就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辉煌与连续性。她是万物的生母,是文明的温床,是炎黄子孙共同的家园。

《共筑同心圆——中华民族的家国故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继往开来迈步中华复兴路《共筑同心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日常生活,精心撷取56个民族中具有一定典型故事的人物,讲述凡人小事。这些关于民族团结进步的小故事,跨越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时光,勾勒出全新的民族团结图景。该书是“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故事由湖南省内知名主持人播讲,音频以二维码形式植入书中,并使用数字人技术实现与读者的互动。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1931年,日本挑起了九一八事变,发动了侵华战争,这让中华民族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肩负起反对民族敌人的历史重任,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各方面一起努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此开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食花传统与云南少数民族的清欢之味——读《云南少数民族食花揽萃》

以花为食,古已有之。中国古代的食花传统始于先秦,《楚辞》中“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指的是以菊花为食;“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则是把蕙兰蒸制成食物。云南作为“植物王国”和“天然花园”,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云南的食花习俗充分体现了“花枝不断四时春”的环境特点,运用别具民族特色的烹调制作方法将食用鲜花制成各类花食,形成了绚丽的食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