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的社会调查与民族工作——以广西少数民族社会调查为中心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随着民族工作的逐步开展,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重视对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新中国初期党和政府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有组织地开展少数民族社会调查,为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也为新中国民族研究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民族志视野中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

1956-1964年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中国特定时期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认知,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类学调查的延续与变化,其文本体现了学术与政治的双重渗透。本文将其放在民族志的视阈下进行探讨,用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对比新中国之前的民族调查,审视调查者在全景式的认知少数民族的过程中,如何借用民族志,利用其异质性特征,完成对中国的“原始社会史”及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认定并将其纳入中华民族的整体叙事中。民族大调查形成了对中国的整体再认知,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吴泽霖教授在贵州的民族研究工作及意义

吴泽霖教授从20世纪30年代随大夏大学西迁贵阳时起开始了在贵州的民族研究工作,包括:进行民族社会调查、民族文物收集与展示、民族地区乡土教材编撰、民族地区社会工作、民族地区人才培养等。吴泽霖教授在贵州的民族研究工作多是具有开创性的,他是我国民族博物馆事业的创始人;为贵州的民族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所开展的工作也很好地践行了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

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李绍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讲座(二)

1999年4月,李绍明先生在访美期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作了有关中国民族识别、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区域自治和少数民族现代化的系列讲座。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过程的回顾中,李先生对20世纪50年代由国家推动的这项民族工作的缘由——与社会性质和改革的关系和社会历史观的认知问题作了经验性的阐释,并对相关的理论和个案作了梳理,对特定政治场景中的知识分子角色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

20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性质调查与史学论争的互动关系

重新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献资料和史学研究成果可以发现: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性质调查,既是为了满足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政治需要,也具有丰富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和强调中国特性的双重追求。更重要的是,从学术的内在脉络来看,社会性质调查本身呼应了史学界关于"古史分期"讨论的需要,其调查材料和结论在后续的论争中被广泛引用,为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和资料来源。其背后的原因是,以泰勒和摩尔根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法"这一古典人类学研究范式已经部分改变了中国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这是关于少数民族社会性质调查的既有研究成果触及不多的重要理论课题。

从旗人到满族:民间选择与官方导向的二重奏

在时人观念中,今天的满族源自清代的旗人,而事实上二者的人群构成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清代畿辅地区(今京、津、冀等地区)为例,这里曾经是旗人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然而目前该地区为数众多的旗人后裔却并未呈报满族,这一状况是辛亥革命之后多重历史因素作用的结果。近年来,学术界在对从旗人到满族转变进程研究中较为注重自上而下的角度,强调官方政策导向对于民族意识的塑造,本文则提请学界充分关注自下而上的视角,考察主体人群的自我意识、自我建构和自我选择。满族的形成是辛亥直至今天官方导向与民众选择双向互动的结果,不可忽视问题的任何一个方面。有鉴于此,本文以北京、河北等地区的庄园旗人为中心,力图从下层主体人群的视角,以记忆与遗忘为切入点,探讨清代旗人群体与今天满族群体的"不对等"性,进一步探寻辛亥革命至今百余年间从"旗人"到"满族"的历史变迁。

黎虎先生学术编年

1936年。8月22日出生于北平(今北京)协和医院,籍贯广东省兴宁市。1955年。9月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1958年。8月以大学四年级学生的身份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领导、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参与了为期一年的鄂伦春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发表《对解放前鄂伦春族社会性质的探讨》(《民族研究》1959年第2期,与人合作)、《鄂伦春人的文化生活》(《民族研究》1959年第8期,与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