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民族融合与中华民族一体化发展

唐朝时期,多民族融合与中华民族一体化取得新发展。这突出表现在“华夷一家”的民族关系理念、友善民族政策制定及和亲、册封、结盟、羁縻等包容制度安排、官方互市与民间贸易频繁、文化交流互鉴和融汇活跃、多民族广泛杂居和通婚盛行等方面,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认同明显加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宝贵历史遗产及其智慧启迪和共同体意识,值得倍加珍视和赓续弘扬。

饮食团结:“长城民族融合带”永昌绿洲饮食文化交融蠡测

“饮食团结”是民族交融的重要方式。它不仅是观察“长城民族融合带”永昌绿洲自下而上的一个民间视角,还可诠释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深层意蕴。“要抵达文化的核心,取道胃部至少是最佳路径之一”。地方饮食中承载着深邃的区域文化密码,最终落实为“过日子”的饮食团结生活哲学。“长城民族融合带”永昌绿洲的美食“羊肉垫卷子”,是走廊通衢之农牧交错“过渡地带”多民族饮食文化农牧和合、多元共生、你我不分、石榴永抱、族群融合的典范。它源于敬畏天地、土地神圣的“人草共生”理念,而后成为游牧、农耕族群“饮食团结”的重要载体,当下则演绎出“则徐羊肉垫卷子”的美食故事。该美食通过“羊地共生”“羊植共生”“羊水共生”“羊人共生”等人文生态伦理哲学智慧,促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长城民族融合带”既是促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融合的“地理发动机”,更是促成其形成的“地理机会”。我们不仅要从河西走廊出发“发现中国”,更要从“长城民族融合带”河西走廊永昌绿洲“羊肉垫卷子”美食的味蕾凝聚艺术中“体验中国”。“羊肉垫卷子”这一农牧和合的河西走廊永昌绿洲地方美食,是体验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精神的味蕾密钥。

基于民族融合视角探究康定锅庄文化

多民族聚居的西南边城康定,在“茶马互市”的交易中逐渐兴盛,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条件下产生了一个融合多种职能于一身的综合体--康定锅庄。康定锅庄在履行经济职能的同时,逐渐形成了以汉、藏为主体的多民族和谐共处、共生、共融的康定锅庄文化。康定锅庄文化通过建筑风格、锅庄命名、经营方式既表征了民族文化融合也形成了多民族互相尊重、共同发展、和谐相处的康定城市氛围。康定锅庄文化的旅游利用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形式,促进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民族团结。

从边界到通道:明清时期西南的驿道、儒学与民族融合

湘黔滇古道是中央王朝联接与治理西南地区的重要国家通道。古道沿线汉、苗、侗、布依等20多个民族曾在此迁徙、交汇、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走廊地带。明代的湘黔滇驿道,是一条以军事力量保障其畅通,区隔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边界”,至清代逐渐成为一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通道”。中央王朝基于古驿道推行的儒学教育,有效串联了政治、经济、农业、移民等民族融合动力因素,产生了“文化通道”的联通属性,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实现了西南地区从“异域”到“旧疆”的转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考察提供了参考路径。

民族融合视域下闽东畲舞舞台呈现形态创新路径研究

闽东畲族传统舞蹈风格独特,但面临失传的危机,因此必须创新舞台呈现形态,融入时代发展潮流。基于民族融合视域的文艺美学指导思想,文章提出了塑造利于舞台呈现的民族融合艺术、发现利于舞台呈现的共同民族记忆、使用利于舞台呈现的时代精神主题等舞台呈现形态的理念主张;分析了创新多维载体,建立长效机制为闽东畲族舞蹈舞台呈现达成效果;结合闽东畲族舞蹈发展的历史现状,提出舞台呈现形态的创新路径,即升华深化主题立意、创新设计动作语汇、主动实现畲族元素的抽象化转换、积极探索舞台设计的跨界融合等四个方面,从而更好地做好传承与弘扬工作,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纽带——民族融合视域下的河西汉长城

两汉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绵延万里的长城防御体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河西汉长城及其庇护下的走廊作为控扼四方的军事要塞和中西交流的天然孔道更是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西汉初年,面对匈奴的威胁,汉政权先是试图以和亲换和平,武帝时又展开对匈奴的大规模反击,但始终未能制止农牧交错地带的剧烈冲突。在充分考量农耕与游牧政权各自优势与劣势的前提下,汉王朝选择通过修建长城保卫边郡。历史证明修建长城是当时社会条件下,制止农牧冲突,保卫和平的最优解。随着包括河西汉塞在内的整个长城防御体系发挥作用,河西走廊和边郡地带实现了长城下的和平。这一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不仅保障了“丝绸之路”贸易的安全和河西地区经济的发展,更为汉匈之间、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经济、人员、文化交往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辽代城址视角下的民族融合研究——以庆州城为例

庆州是辽朝鼎盛时期修建的一座城市,距今已近千年,是辽朝三位皇帝的奉陵邑,具有重要的作用。庆州城的修建、发展是融合了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共同结果,城中的许多遗迹及出土的文物见证了辽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是辽代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印记。

从弘治碑看孔庙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发挥

一则乾隆怒拆孔庙明御碑的传说,引出了中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与交流融合。不同民族之间互有称呼,维护自身的民族政权利益,但随着多民族的共同发展,最终消弭于多民族大家庭的共存共荣里。传说本身虽不可考,但其背后所反映的民族冲突与交融,映射出多民族的融合发展,特别是孔庙及儒家思想在推动中华民族繁荣复兴、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值得思考、研究与借鉴。

从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演变看民族融合

清代对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营较之前代更加深入与彻底。在清政府将国家法不断渗透之下,西南地区习惯法的主导地位逐渐被国家法取代,退居补充地位,这一点在当地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这一进程也深刻反映出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趋势不可阻隔,体现出封建传统儒家文化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强大凝聚力。

初中历史课程中民族融合教育的实践

民族融合教育在初中历史课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有效促进民族团结意识、增强学生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并夯实其现代国家观念。对比教学法和本土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教学内容能够更具实践性和互动性,提升学生对民族交往历史的直观理解,结合敦煌丝绸之路等具体案例及博物馆资源的应用,学生能够从实际情境中深刻体验各民族在我国历史进程中的交融与互动。构建民族融合教育的长效机制并将其与家国情怀培养结合,进一步丰富初中历史课程,提升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家国情怀,未来应在课程设计、教学资源拓展及长效机制上持续推进民族融合教育,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民族文化传承奠定坚实基础。

辽代燕云地区民族融合略论

燕云地区自古就是农耕与游牧的结合地带,入辽后,这一地区成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的对接地带,这一地区作为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交汇的重要区域,无论是在民族关系上还是在文化习俗上都体现了一种巨大的包容性,呈现出独特的社会文化风貌。随着民族交往交流的加深,各族在服饰、饮食、居住、出行方式等方面不断融合,蕃汉一家、契汉一体是这一时期该地区的潮流所在,也是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观念,这对于加强各民族意识中的中华一体观念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姓氏的民族融合史实研究——以宣城邓氏为例

文章由江西省新干县七琴镇金联村邓氏和东郭村邓氏几百年来相互通婚及却与江西省新干县城上乡大坑村李氏八百多年从不通婚的事实,似乎有悖于同姓不通婚而异姓通婚的中国汉族基本常识和习俗的现象和事实出发,详尽揭示了这个事实和现象的原因和由来,并由此出发展开了本文的研究。详尽细致地追溯了宣城邓氏的由来历史,由南唐宣城侯李友信避难逃逸以其父李天和的封号“邓王”为姓,解开了宣城邓姓的由来,并上溯李天和的“李”姓由来,揭示了鲜卑拓跋李的由来历史,衍射了我国南北朝时期北魏鲜卑王室和贵族及平民全盘汉化的历史事实,继而上溯了我国汉朝时期鲜卑拓跋部族的来历及演变历史,再往上溯到匈奴拓跋部族的由来历史及演变史实,最后追溯到宣城邓氏的父系祖先乃汉飞将军李广长房长孙李陵将军这一史实,并通过这近两千多年宣城邓氏的来历见证了我国民族融合的这一史实,文章最后强调我国各民族的历史演变是极为复杂的,在演变过程中,各民族相互交融,互相通婚,血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中华民族大融合提供了历史案例。

民族融合：当前促进还是将来实现--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四

民族融合,当前促进还是将来实现?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拟在梳理引发这一问题争鸣的背景和过程的基础上,呈现各方观点,并站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立场和观点上,对这一争鸣进行理论分析和阐释。

转型时期民族融合与民族社会工作创新发展

民族冲突与民族恐怖袭击事件近年来在我国边疆地区频繁发生,民族融合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与难点。民族社会工作作为民族工作方式创新,民族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的重要内容,强调以民族为本的创新民族融合理念、整合取向的综融式民族融合方法、上下一体化的民族融合路径、三社联动与项目制的民族融合机制。在传统民族工作失灵的情况下,民族社会工作因其解决民族融合问题具有先天亲缘性关系与后天亲和性优势,成为解决民族融合问题的主要方法和路径。

从族际交往到一体认同——20世纪以来的宋代民族融合研究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围绕宋代民族融合问题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各民族的迁徙、杂居、交往、融合以及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等各个方面。这些成果对相关问题既有开拓,又有深化,但同时也有不足之处。建议今后的研究应注重挖掘民族融合的媒介和少数民族史料、纵向融合与横向融合的交互影响以及加强相关社会背景的研究等。

从桂东北平地瑶文化教育的演变看民族融合

本文通过对桂东北平地瑶的社会调查,探讨平地瑶文化教育的演变,说明平地瑶与汉、壮民族融合的趋向。平地瑶原是瑶族的一个支系,居住在深山老林,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迁居平地后,长期与周边的汉、壮等民族杂居相处,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学习,文化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族特征已基本消失,并与汉、壮民族融为一体。

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民族融合和维吾尔族的形成与发展

史前时期,居住在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居民,主要是操印欧语系语言的塞人、月氏人或吐火罗人,他们属欧罗巴人种。汉唐时期,匈奴人、汉人、羌人、高车、突厥、吐蕃人等,先后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边缘地区,不可避免地与之发生民族间的同化和融合,但该地区的民族构成和分布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八九世纪及其以后,随着大批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部落南下,以及回鹘的西迁和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居民开始了回鹘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经过六七个世纪的融合发展,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在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宗教诸方面逐渐统一,该地区居民的回鹘化和伊斯兰化最终完成。于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近代维吾尔族形成了。

茶与茶文化对中华民族融合的贡献

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原与西北部少数民族之间的茶马交易形式,"茶马互市"促进了内地和西部地区经济上的交往和繁荣,密切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融合。明清以后,安化黑茶因其独特的湖湘物产文化品质,成为内地与西北少数民族进行茶马交易的主要茶类,有利于中国茶文化的传播和民族融合。中国茶道的终极目标就是要通过以"和"为精神指引的茶事活动,创造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境界,从而促进中华民族的融合。

关于民族融合的再思考

民族融合既是一种结果,又是一种过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需要上,民族融合都是一种正面的概念和积极的因素,应该正视和肯定。然而现阶段离消亡性的民族融合还很远,这时候强调它,用政策来推动它是不适宜的。多样性和民族融合是相反相成、互为条件的对立统一;提倡文化多样性不是否认民族融合,反之亦然。所以,要融合,也要多样性。

法国民族融合与教育优惠政策

一百多年来,法国一直对所有国民施行无差别的"共和同化"融合政策。但随着社会多元化程度的扩大,该政策已无法适应当今法国社会的需要。民间资源配置的失衡,最终导致该国近年一系列骚乱和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为了缓和民族间的关系,法国的政治家们推出以正向差别为原则的教育优先区和教育优先入学政策。这些教育优惠政策的施行,在转变法国传统无差别原则的同时,也有效缩小了不同民族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