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的佛教与民族边界

由于儒士与道教的排斥及政府禁止汉人信佛的法律限制,佛教自汉代传入至西晋时期,信仰者大多为"羌胡",佛教在一定程度及范围内,成为民族边界标识的工具。十六国北朝时期,政权建立者因其民族身份,对"夷狄之神"佛教大力支持,以此凸显其民族身份,但汉人信仰佛教禁令的解除,形成了"胡、晋略皆奉佛"的局面,又在宗教层面上弥合胡、汉民族边界。北朝时期,太武帝与周武帝在极端反佛的方式下,也有摆脱本民族印记、认同华夏的意图。隋唐时期,困扰内迁胡族的胡、汉冲突与儒、释、道三教论争,得了比较圆满的解决,佛教成为胡、汉共同的信仰,促进了共同民族意识的产生。

论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中的身份固化与边界跨越——兼论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思路转换

民族身份识别是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一个原点。民族身份识别及民族加权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的包容性发展,但也容易诱致民族身份固化和族际边界切割。此外,民族身份信息的非规范采集和使用也激化着民族身份认同和刺激着民族边界凸显。有鉴于此,当前民族事务治理必须强化各民族的公民身份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规范民族身份信息采集、允许民族成员个体拥有多元民族类别的身份,强化民族身份的个人自抉、解绑民族身份与权利附加之间的关联。在民族边界跨越的后时代,我国更加应该从区域分化、社会分化和少数人的角度,强化边疆区域、弱势群体和少数群体的权利保障,以达到不谈民族权利特殊化保障而实现民族权利特殊化保障之目的。

乡村振兴背景下湘桂边界省际民族团结示范村农文旅融合发展探索——以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湖广同心村为例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实现农业、文化、旅游产业一体化提供了发展新机遇。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日益增强,农文旅融合发展已成为新时代发展农村经济和产业的新业态、新趋势。文章以湘桂边界省际民族团结示范村——湖广同心村作为调查点,通过实地调研,分析该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现状、成效和面临的挑战,并探索促进该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径。

边界地区民族联谊活动的经验与创新——以湘黔渝边界民族联谊活动为例

湘黔渝边界民族地区民族联谊活动积累的经验主要是: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把突出民生作为价值取向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的内容。创新边界民族联谊活动的新思路和工作内容就是要把握民族联谊活动工作的整体性、群众性、实践性和时代性特点,确立以民族文化生态保护为重点的新视角,以民族文化为资本资源的新内容,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

新时期民族文化动员与民族边界重构的动力——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文化动员为例

新时期以来,新识别的少数民族都经历过重新凝聚自己的民族文化、重新建构自己的民族文化边界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长阳土家人经历身份转换与再造的过程,当地土家人从这个身份再造中,获得了更加积极的国民身份与中华意识。而推动这个过程发展的则是两方面的力量,一是长阳土家人的族别认同与国家认同奠定了民族文化边界的基础,二是国家力量的引导,推动长阳土家族文化边界明朗化与定型化。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与路径选择——以桂湘粤边界民族地区为例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国家统一、文化认同与实现边界民族区域的有效治理。桂湘粤边界民族地区,各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累了各民族共同体互不相离、民族心理情感相通、民族融合多元一体、对中华民族整体性认同感强、区域自治繁荣稳定等历史经验。新时代,桂湘粤边界民族区域作为欠发达后发展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通过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势、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边界民族地区的共同繁荣、加强各族文化交流融合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改善边界民族地区民生、探索民族地区特色发展模式等途径实现。

边界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以广西贺州为例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结构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情感认同为表征。贺州边界地区民族文化具有多元性,民族习俗具有多样性等特征,历史上各民族形成了良性互动并保持和谐稳定,民族内在结构呈现"多元一体"的格局。在长期的历史变迁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民族多元的文化特质与相互尊重的互动认同、各民族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的求同存异、各民族共同构筑对中华文化的信仰等实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新时代贺州边界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制度优势、实施桂湘粤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改善边界民族地区民生、加强边界地区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等实践策略来得以实现,最终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与共同繁荣。

“苗女”争论及其背后——论20世纪80年代初期苗族知识界的民族意识的“骚动”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贵州省文艺界,围绕着对汉族美术家创作的作品——木雕"苗女",曾爆发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本文透过对这一个别事件的追踪与展开,考察了这时期普遍见于苗族社会的知识精英群体中的民族意识"躁动"现象及相关背景。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苗族知识分子群体成长过程的回顾,揭示出他们的"民族认同"形成的"边界",本质上并非源于所谓的共同的文化,而是在与外界的互动过程中得以成形并不断被强化的。进而通过对历史上从"苗"到"苗族"过程的简要追溯,对影响苗族作为近代民族集团形成的"他者呈现"问题,提出了初步独到的理论思考。

湘鄂渝黔省际边界地区政策协同研究

湘鄂渝黔省际边界地区位于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政策格局的交接地带,政策差异明显。政策差异使该地区各接边州(市)、县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失衡,对区域经济协作产生了不利影响。国家应实施有别于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关于中西部过渡地带的特殊政策,把省际边界民族地区纳入"兴边富民行动"范畴;省际边界地区应打破行政界限,实现政策同步,加强经济协作。

浅论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行政管理的影响及对策

经济全球化不会使国家和民族利益边界消失。经济全球化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它涉及国家与民族利益、领土与主权等各方面问题。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行政管理的影响日益增大。认真研究和把握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发展趋势,探讨经济全球化我国行政管理应采取的对策是富有意义的。

新媒体视域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动因与策略

在繁复的国内外民族发展背景下,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呈现出以流行与民族元素融合为趋势,以个体形象可视化、碎片化传播为特点,以人口流动、旧有传播模式调整、新媒体技术影响及国家安全需要为动因的传播模式改变。从内容上防止"去内涵化"现象,树立"符合"而非"迎合"的传播态度,是更好地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方面。

“民族”的边界与认同--以新宾满族自治县为例

本文通过描述当代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与西方族群理论的对话中,强调了民族认同中国家在场的重要性,解析了国家、地方政府对个人民族认同的影响,总结出国家框架内民族认同的两种方式:由国家制度性分类导致的均质的民族实体所产生的认同,以及生活场景互动中形成的彼此之间的认同。最后,通过强调民族承担者的主体性,质疑民族虚构论,提出了民族拟构论的理论视角。

省际边界民族地区“边界效应”分析与治理模式初探——以湘鄂渝黔边“土家苗瑶走廊”为例

省际边界地区往往是内陆民族聚居区,存在较为明显的"边界效应"。我国30个自治州中有20个处于省际边界,120个自治县(旗)中有55个处于省际边界。本文以湘鄂渝黔边为例,分析了该现象的表征,构建数学模型进行阐释,并指出造成该现象的原因,进而提出协同发展的治理机理和模式。

“边缘人”的可能性——以20世纪初中国穆斯林精英为中心

本文着力于考察历史上居住在中国并日常使用汉语的穆斯林（即相当于今日的回族）在20世纪初的自我认同感,他们在文化层面所起到的作用。这些日常使用汉语的穆斯林,经常被认为是汉人的伊斯兰教入信者。他们既如＂回＂＂汉＂关系所暗示的那样,连接了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又是试图将新疆突厥系穆斯林挽留在中华世界中的欧亚人群的牵线者。

河西走廊的多重边界及其民族学意义

走廊地带地处多个地理板块的连接处,加上其构型的特征,在走廊内外出现了一些边界。这些边界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界,还是文化边界、民族边界。边界的出现,意味着多元耦合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及新的共同体生成。河西走廊地处四大“地理一文化”板块之间,既是周边四大区域文化的边界,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耦合地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西北多民族共同体。这也是河西走廊的民族学意义,同时还为区域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

滇黔桂省际边界民族地区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基于经济、社会、自然环境三维视角,构建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和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对滇黔桂省际边界民族地区28个县市(区)的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探讨了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类型的空间区划,并运用系统聚类法加以验证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滇黔桂省际边界民族地区大多数县市(区)土地资源利用处于可持续利用的起步和发展阶段,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亟需大力提高;研究区内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差异明显,呈现非均衡的空间分布格局;根据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3大类型进行空间分区发现不同类型的空间区划存在明显的跨区域性与集聚性。

柔软的边界:一个回汉杂居村落的族际文化互惠

族际文化互惠是不同民族社会成员之间以大体对等的方式交换某种文化要素的行为过程,是双方对各自一部分文化权利或文化习俗的让渡。族际文化互惠属于平衡互惠,可分为精神主导型、实物主导型和混合型等不同类型。族际文化互惠的持续有助于营造民族亲和力,有利于弱化民族文化边界。

民族及其环境

民族与其所在的地理环境总是相互影响的。后者是民族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民族过程赖以展开的“舞台”。地理环境对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已为其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痕迹所证实,在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从物质文化到族名)中都发现有这种痕迹。例如:气候在许多方面决定服饰和住宅的特点,决定农耕工具和交通工具等。土壤、地形和湿度影响劳动的性质、农村居民点的形式等。天然界线(山脊、荒漠、水障等)起着民族边界的作用,尤其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更是如此。植物群的成分决定住宅的材料及其种类。

非洲的阶级、种族和民族

阶级、种族和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任何复杂的、分层的、多元社会的关键。除了象索马里、斯威士兰和莱索托少数几个国家之外,非洲大陆上的政体都是多元社会,也就是多民族的国家。甚至完全是单一民族的国家(以文化和语言为标准),象布隆迪和卢旺达这两个国家,由于剧烈的社会分裂也发生过激烈的争斗;就是象索马里这样内部基本上是同一个种族的国家,也一直在与其邻国进行着民族统一的战争。

《中欧三国:国家转型、语言权利与小族语言生存》述评

何山华,2018。《中欧三国:国家转型、语言权利与小族语言生存》[M]。北京:商务印书馆。1引言20世纪80年代,语言权利、语言问题和语言资源并称为语言规划研究的三取向分析框架(Ruiz,1984),语言权利也成为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之一。中东欧国家语言状况极为复杂,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交错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