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永传说的民族重构与叙事增值——以壮族《董永和仙女歌》为例

入选国家“非遗”名录的董永传说深受壮族民众喜爱,其中广西忻城县的古壮字歌本《董永和仙女歌》在诸多壮族民间重构董永传说中较有代表性。通过壮、汉版本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该古壮字歌本主要借源于明朝话本《董永遇仙传》和黄梅戏电影《天仙配》。通过置换式重构,《董永和仙女歌》强化“孝”叙事与神话原型,暗示姑舅表婚叙事的失败,融合婚姻与家庭伦理叙事,彰显叙事的张力。通过增添式重构,《董永和仙女歌》阐释行孝叙事因果,展现“女强男弱”的重复律叙事,使得叙事节奏张弛有度,优化了叙事手法。董永传说的跨族重构,使得中华民族共有的董永传说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叙事增值,表现了各族人民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自觉。

女性与“民族文化”重构——围绕服饰的讨论与审思

"民族文化"重构是受到现代化冲击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往往成为象征"民族文化"的符号。关于这一现象的成因,以往的观点多认为是由于女性"天性保守"或由于"男性操控"了话语权所致。本文以服饰文化为中心,结合田野观察进行讨论,对这两种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并重新审视了"女性:自然/男性:文化"这一曾在学界引起广泛争议的二元论文化象征模式。

索马里民族国家重构的困境与出路

1991年以来,索马里一直处于族群纷争、军阀混战的混乱状态,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出现严重倒退,国家陷入了内乱不已的困境。民族国家认同感模糊、殖民后遗症效应凸显是造成其困境的内因,而国际干预的失效与不足、大国干预的缺位和错位、周边国家力量的卷入等因素是其陷入困境的外因。索马里民族国家的重构是一项需要多边参与的系统工程,要推进索马里民族国家的重构,实现民族和解、恢复国内和平是基本前提,国际社会的合理干预是必要条件,而周边国家和伊加特组织的积极介入也是重要因素。

民宿旅游发展中的民族文化重构路径——基于辽宁省民族地区的民宿调查分析

随着民宿旅游的兴盛及开发程度的逐渐加深,辽宁省民宿旅游与区域文化发展出现了不协调的现象。对辽宁省8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的民宿进行走访调研,采用相关量表对该地区的民宿文化需求、民宿文化游客满意度及它们与民族文化重构的关系进行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民宿文化需求、民宿文化游客满意度、民族文化重构三者呈显著正相关;民宿文化需求、民宿文化游客满意度能够预测该地区的民族文化重构路径。

当代语境下民族文化发展性重构研究

民族文化变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适逢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繁荣的大好机遇,笔者通过对我国民族文化当下所处的文态环境进行分析,提出对民族文化进行发展性重构,并借助传统经典理论对"民族文化发展性重构"进行理论建构,以期对当代语境下我国民族文化工作提供具备一定指导意义的理论探讨。

河陇民族格局重构影响下的晚唐政府对吐蕃政策

9世纪中叶,河陇民族格局随着吐蕃统治的崩溃出现了新变化,各方势力纷纷参与到西北政治格局中。面对新的政治形势,晚唐政府及时调整西北战略部署,对吐蕃政策成为西北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受到周边势力,尤其是党项的牵制,从而影响到以后中原王朝的西北政策。

全球化时代何以“重构民族国家”——国家权力合法性与国家能力建设析论

鉴于目前民族国家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承担的文化职能和所处的利益分配格局并未发生实质变化,讨论如何通过"重构民族国家"来让民族国家适应全球化发展,要比"反对民族国家"更具现实意义。国家权力合法性建设和国家能力建设是"重构民族国家"的两个向度。就前者而言,可以通过寻求个体双重身份间的平衡来重构国家权威,确保民族认同国家;就后者而言,可以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进行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维度进行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建设,在国家与国际体系关系维度进行国家应对全球竞争与挑战能力建设,以此重构国家与社会、市场、国际体系的关系。

论认祖的不同源流与民族认同重构的关联

不同民族的祖先来源不同,从文献分析、科技实验中证实,汉族和国内少数民族及国外一些民族之间,在血缘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群体单凭祖源来追求自身民族成份的更改,在此过程中容易产生新的民族认同重构,不利于国家民族确认政策的稳定实行。宗族文化突出的是祖先认同,民族称呼是国家赋予的,在确定民族称呼上应立足于文化认同的识别。

索马里民族国家重构的困境与出路

自西亚德政权被推翻后,索马里一直处于国家分裂、族群纷争、军阀混战的混乱状态,民族国家建构与发展出现严重倒退。索马里长期的无政府混乱状态是其民族国家重构面临的主要困境,索马里人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模糊是造成困境的内因,而国际干预的失效与不足、周边国家力量的卷入等因素是出现困境的外因。索马里长期无政府混乱状态给索马里、非洲和世界带来了十分消极的影响,结束长期的无政府混乱状态、恢复国内和平与稳定、重构统一的索马里民族国家成为解决索马里问题的必由之路。索马里民族国家的重构是一项需要多边参与的"系统工程",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实现民族和解、恢复国内和平是索马里民族国家重构的基本前提,国际社会的合理干预是索马里民族国家重构的必要条件。索马里过渡政府是索马里恢复和平、实现民族国家重构的国内中坚力量,但要在索马里民族国家重构中发挥主导作用仍受到很大掣肘,国际社会应继续进行必要的干预,帮助索马里实现民族和解和国家的和平稳定。只有在国际社会和索马里过渡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启动国内和平进程,才能逐步实现索马里民族国家的重构。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重构--基于中共群众动员的视角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和蕴藏的巨大力量,大力开展了群众动员和教育工作,激发了群众的民族情怀和爱国热情,中华民族精神在全民族的抗战中得到了重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精神重构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民国初期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

史学界一直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因而把它纳入中国近代革命话语体系。而从清末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竞争与结果来看,五四时期各文化派别都试图完成清末民族主义未竟的民族文化的重构任务。而如何看待传统的中国文化,如何吸收西方文化,中西文化是否被解释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各派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模式呈现出多元性、对立性、不耦合性,因而无法形成统一的民族主义话语,文化整合的任务依然是未竟事业。

情感状态意义的动词隐喻问题分析——俄罗斯民族情感的认知表现机制

富而复杂，它隐喻。物为作情感态度或情论：对俄语隐错置、意象图人类情绪感受、情感活动内容以人的心理活动机制为基础，丰属于非可见层次行为，因而往往需要借助可见层次动作进行认知用动词隐喻衍生情感语义可表示情感状态意义、情感反应意义、感关系意义。本文仅就情感状态喻性情感状态动词加以语义描写意义的俄语动词隐喻问题展开讨具体分析由认知相似性、语义式、隐喻映射，以及隐喻模式等方面构成的动词隐喻运作机制，考察俄罗斯民族情感的语言概念化重构。

生态民族志重构及人与动物关系反思——以阿拉斯加因纽特民族志为例

19至20世纪民族志写作以西方自然论或科学本体论为理论基础,动物的主体性缺失构成传统民族志的主要特征之一。早期阿拉斯加民族志秉承以人为主体、以动物为客体的传统生态观。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阿拉斯加人类学家安·菲纳普-里丹通过叙事主体转换方法和双重主体叙事模式则发现,在阿拉斯加因纽特人本体论中,人与动物同为主体,同为社会成员,二者同为文化生态的构成部分。菲纳普-里丹的民族志叙事印证了德斯科拉所论述的关系生态观,说明以早期民族志素材为数据基础,以关系生态模式为理论框架进行民族志重构具有充分的可行性。生态民族志重构必须超越早期民族志有关人与动物关系的静态叙事结构,将文化意义、人类与世界关系的流动性纳入思考之中。

也门胡塞武装在国家重构中的角色及影响

也门胡塞武装的产生和发展不只是什叶派的栽德派在政治社会生活中边缘化时寻求复兴的直接结果,更折射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的国家世俗化与政治伊斯兰运动、国家加强控制力与部落自治传统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伴随胡塞武装强势夺权,其对国家重构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既改变了也门逊尼派主导政治权力的格局,还进一步削弱合法政府的控制力,在更大程度上主导着国家重构和地区安全形势。但是,也门国家政治重构将会持续一个较长时期,即便是胡塞武装与总统委员会作出实现也门内部长久和平的承诺后,也门政治和解依然任重而道远。

田园牧歌与乡土悲歌的异质同构——思乡情结在现代文学中两种表现形态之比较

田园牧歌与乡土悲歌是现代文学中风格迥异的思乡表现形态,不管是缅怀纯朴淡泊的生活、厚道单纯的灵魂,还是审视落后与恶化的乡村社会生态,都蕴含着现代知识分子最深沉的乡恋情结。作为中国作家执著的文化坚守,思乡情结是传统的民族情感与历时性的思想文化间的碰撞,包含不同地域的文化遗存和现代性的批判与建构。其本质是以故乡为切口揭示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症结,抵御日渐凸显的精神困境和文化僵局;也是作家寻求对家国、民族而言有意义的生存方式的努力。

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

本文试图从沈从文创作内含的湘西土著民族立场及情感倾向、人性与民族文化重构、“乡下人”与现代理性三个方面 ,论述其思想价值。文章认为 ,浸透在沈从文创作字里行间的孤独感 ,正是湘西土著不为人理解的千年孤独。其笔下的“湘西世界” ,则是主流文化不占统治地位的边缘文化区域的缩影 ;沈从文是一位人性的歌者 ,其人性观植根于他的以生命观为核心的人生观。而其最终旨归 ,则在“重造经典” ,即实现民族文化的重构 ,其所触及到的 ,则是 2 0世纪最为严峻的“中国问题” ;沈从文自称“乡下人” ,他的都市批判 ,显示出一种“乡下人”的偏激。但在他的都市观察中所拥有的平民主义指向、弗洛依德心理学的观察角度以及观察“乡下人”现代生存方式时所具有的启蒙立场 ,都显示出沈从文所具有的现代理性精神 ,这导致沈从文对“都市文明”与乡下人现代生存方式的双重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