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分满汉,但问旗民”--对清代满汉关系研究中“旗民界限”视角的反思

“旗民界限”视角在清代满汉关系研究中备受重视,但学界对于“旗民界限”的性质存在重大争议。在“不分满汉,但问旗民”这一话语的影响下,一些学者惯于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旗民界限”。然而,大量研究表明“旗民界限”的性质不是“二元对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二元合一”的。在辨析各种观点基础上,笔者提出反思“旗民界限”视角的若干进路,以飨学界同仁。

清代北京的旗、民一体化进程——兼论北京满汉文化的交融

满族统治者定鼎中原后,为保持本民族的优势地位,将其在关外创立的八旗制度与中原儒家伦理观照下的传统制度体系相铆合,采取了“旗、民分治”的统治策略,在旗、民的居住、交产、婚姻、司法、职业、教育及社会控制等各个方面构筑了严密的藩篱和经界。然而,这些措施的推行从一开始就与统治者的初衷相悖,且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各地的旗、民一体化进程却在分治中日渐加速,这一状况在聚居八旗人口近全国半数的八旗“大本营”—北京体现得尤为明显。

清代中后期东北地区旗民刑事案件与满汉关系

清代中后期,关内移民大量涌入东北,给当地社会的管理造成了巨大压力。其中,发生在旗民之间的刑事案件关乎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民族关系的维系。本文以清代中后期关内移民东北为历史环境,利用嘉庆朝刑科题本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后期刑部档案等资料,选取东北地区州县及以下基层社会的旗民刑事案件为样本进行分析,力图从基层社会司法案件办理层面,还原当时旗民间在司法层面的关系,以求对清代中后期东北地区满汉关系做进一步考察。

冠姓、更名、改籍与民初旗民身份变化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民初旗民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于政治经济特权的丧失、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平等的民族关系基本原则的确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自民国成立后的多年间,各地屡有旗民申请冠姓、更名、改籍。对民初旗民冠姓、更名、改籍历史现象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转型时期旗民的生存状况,而且也有益于人们在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的视角下进一步认识和研究民初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诸多领域。

民初旗民生存状况述论

辛亥以后,旗人迅速从政治权力的中心走了下来。随着原有特权的丧失,旗民身份和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巨大的社会变迁和每况愈下的生计水平,给民初旗人带来了诸多困惑、痛苦与迷惘。民初旗民生计问题的解决,涉及国家与政府的关注程度、社会保障机制完善与否以及主流群体对于特殊群体的包容度和自身自食其力的努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清代奉天地区旗民案件审理职权的演变

本文通过对奉天地区上层、基层管理机构审理旗民案件职权的演变，揭示出奉天地区上层审理职权由旗民统管到旗民分治的演变趋势，基层审理职权则表现为由旗民分治到统归民管的演变趋势，而奉天地区特殊的历史地位及社会发展趋势则成为造成这一相反演变趋势的主要原因。

民国初年的南京旗产清理与旗民生计筹划

辛亥以后,由于政治、经济特权的丧失和社会身份的变化,南京旗民生存状态日益恶化。为解决旗民生计问题,民初二十余年间,南京地方当局在对旗产逐步清理的同时,努力筹划旗民生计,通过建筑旗民栖息所、实施工垦、开设旗民工厂和教养院、发放生计米折等方法扶助旗民生活,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旗民生计,并使部分旗民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然而,由于社会局势的动荡、资金的短缺、旗产纠葛等多种因素的存在,南京旗民生计问题始终无法彻底解决,多数旗民仍然处于贫困的边缘。尽管如此,相关努力还是给贫困旗民以喘息的机会和空间,有利于旗民社会群体的社会转型和现代转向。

清顺治年间盛京旗民社会之形成

顺治年间,盛京旗人群体主要由留驻辽东之八旗官兵及其家属和留守辽东看护旗人田产的家人构成,人数不多,致使盛京驻防城相比入关之前数量少、分管范围缩减。盛京民人群体,自顺治三年关内民人不断迁入而逐渐形成。顺治十年,“辽东招垦授官令”颁布,标志着清廷官方开始主动招徕及鼓励关内民人迁居辽东。但由于招垦移民政策实施结果并不理想,康熙初年清廷仍在辽东继续实施招民政策,进而使得盛京民人人口激增,旗民杂处严重。

身份变化与民初旗民群体的社会转型

辛亥以后,旗人特权丧失,身份随之变化,迅速由统治族群转变为被统治族群,其近代社会转型因此而展开。从旗民向国民转向的过程中,旗人群体虽然面临生计困顿、社会歧视、谋生乏术等多种困难,但在国家与社会一定程度的关注扶助和旗民自身的努力下,旗民的近代转向最终得以完成。旗民社会转型中遭遇的困境一定程度影响了其近代发展,但放眼整个民国时期,旗民生存之艰难并不特异于其他族群,在从统治族群到被统治族群的身份转化的过程中,旗民群体并未遭遇到族群间的大规模屠杀,相反能够在"排满"的语境下实现平民化的转型,不仅表明民国肇造后国人观念之更新,也体现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国家整合的艰难与巨大成就。

清康雍年间盛京城乡旗民划界探析——以盛京内务府抄存档案《黑图档》为中心

清初盛京旗民杂处,导致旗民土地争竞或命盗案件多发。为了缓解旗民杂处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清廷在盛京城乡进行旗民划界。村屯旗民界一般在城外八方划定,旗界以八旗旗号命名,旗民界相间分布。城内旗民界,则按照旗民人口多少,划定区域集中一处安插。城乡旗民划界的结果并未缓解旗民纠纷等社会问题,城防守尉等地方旗官办事不力加重旗民纠纷,因而清廷采取提高基层民官地位方式加强监督与补充,进而使得民署地位在盛京上层统治体制内不断提高,最终实现与旗署并驾齐驱,致使二重管理体制最终得以形成。

从《珲春衙门档》看官府对旗民乡村的治理

通过对《珲春副都统衙门档》中相关资料的解读,结合其他历史文献,以流民、荒务与赋税、治安、交通为例,力图管窥满族主导下的晚清珲春官府对乡村社会的专项治理,梳理出旗民分治历史变迁的基本脉络,尤其是族群、地理与互动的历史场景中,旗民分治语境下的旗人乡村社会向多民族语境下移民乡村社会的时代演变,这种历史发展内在逻辑驱动下的大势所趋既非满族统治者所愿,亦是无法驾驭的。

旗民分治管理体制下的民人科举问题研究——以黑龙江地区为例

旗民分治管理体制是保证八旗在清朝统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重要举措。清朝统治者继承前朝的科举制度,使其成为选拔人才、巩固政权的重要途径。因此,旗、民在科举问题方面呈现的差异性既是对旗民分治管理体制的具化,又是巩固并强化其存在合理性的重要保障。而黑龙江地区则因地处最北方,成为清政府保障八旗统治优势,不受汉化染指的堡垒。以黑龙江地区为例,阐述该地旗民分治管理体制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明晰民人的相关概念。在此基础上探讨黑龙江地区民人科举的相关问题。旨在为清朝民人的相关问题研究提供新思路。

清代青州八旗驻防民族关系浅探

青州八旗驻防集军事性与社会性于一体,旗、民长期相处与交往过程中,既有友好的一面,又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并且,青州驻防中包含满、汉、蒙古、回多个民族成分,他们居青州的200多年间,逐渐由客居到土著,成为当地居民的一部分,形成了特殊的民族间的交往现象和民族关系。

清朝乾嘉时期东北地区旗民刑事案件研究综述

东北地区作为满族发祥地,历来受到清朝统治者的重视,不管是《辽东招垦令》还是封禁政策,都是出于维护东北地区旗人特权地位的目的。清朝中后期,受生活所迫的关内民众为了生存纷纷出关,不仅打破了此前呈封闭状态的东北地区,随着流民的大量涌入和与当地旗人的接触日益密切,不可避免地发生旗民之间的刑事案件。而这些刑事案件最能体现在大的政策背景之下清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对于研究清朝东北地区的历史意义重大。

近三十年来清至民国时期旗民生计问题研究综述

旗民生计问题一直是清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清代旗民社会生活的直接体现,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旗民生计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粗到细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民生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热点,促使旗民生计问题的研究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本文主要针对近三十年来民旗生计问题研究概况进行梳理,以揭示当前研究现状。

从族类到户籍:“不分满汉,但问旗民”含义析

“不分满汉,但问旗民”,是清史和满族史研究者耳熟能详的一句俗语。长期以来,研究者均未说明此语来自何处,因此,这句话多被理解为强调清代满汉或旗民之别的表达。然而这句俗语毕竟暗示了某种变化,这就是从强调满汉族类差异到强调旗民户籍之别的变化,因此具有“民化”或在地化的意涵。而由“入籍”成为国家编户的“民化”或在地化过程,是从明代甚至更早时期一直延续不断的。

全球化视野下的泰国少数民族边缘化——两种不同的类型:泰北山民与泰南穆斯林

泰国的民族问题主要是北部的山地民族问题和南部的马来穆斯林分离运动。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冲击之下,这两类少数民族都陷入边缘化的困境之中,但其边缘化的主要成因及表现形式却又有着诸多不同。前者主要是由于经济因素造成,后者的主要成因则是宗教文化因素,同时又更多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但不论是北部山民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断裂,抑或南部穆斯林文化精神的失落,都已成为泰国社会协调、有序发展的解构因素。

1994～2003年体育综合类核心期刊少数民族体育科研论文统计与分析

运用文献资料法,查阅了1994～2003年的9种体育类综合核心期刊中有关少数民族体育科研论文,并进行了统计和分析.结果显示:10年间9种体育综合类核心期刊发表少数民族体育科研论文共64篇;其中有55%的文章来自各项基金资助课题;第1作者主要来源于普通师范院校,中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体育科研的主要基地;少数民族体育研究的核心作者较少,只有5人;研究方式逐渐从个体化向集体化、合作化过渡.

《庄头家谱》与清代对旗地的管理

《庄头家谱》是基于清朝统治者为维护旗地制度、保证诸如皇庄、王庄、 官庄以至一般旗地地主庄园的收益、保证其劳动力需要、加强对庄头的管理约束而创 立的，对庄头的来源、职责、继承制度，在《家谱》中有详细的反映。 庄头，一方面具有庄园主家内奴仆的身份，但同时又是庄内亲丁、壮丁们的主子， 拥有对他们使役、监管、惩处的权力。本文对庄头的特殊身份地位，庄头与庄园主间 与亲丁、壮丁间的利害交错和矛盾斗争，与清代旗地制度兴衰的密切联系和影响，作 多角度的考察。

清代畿辅旗地的私有化与租佃制发展

本文以旗民关系为切入点,考察清代畿辅旗地私有化进程与租佃制发展。清初旗地经历了由国有到私有的演变;因清廷禁止旗民交产,旗地交易大量采取“典”“老典”“长租”“白契买卖”等形式。清代中期,租佃制成为旗地经营的普遍形态,并呈现如下特点:一是旗人地主与民人佃户构成租佃关系的两极;二是清廷只准旗人地主食租,不准夺佃增租;三是旗地所有权与租佃权分离,并导致永佃权的确立。这些情况,对畿辅地区旗民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