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史沫特莱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风波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风波”中的重要作用，首先体现为组建民权保障同盟之初就另行组建核心小组，以之作为操控团体的工具；其次，试图利用胡适和杨杏佛等人视察北平监狱的事件，为其早就掌握在手的控诉书之公开发表背书；第三，知悉胡适不能有效利用后，在发动蔡元培、林语堂及杨杏佛等向胡适做各种解释均无效后，在同盟会议上提议开除胡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风波”的实质是胡适与宋庆龄及史沫特莱们的政治理念不同，在此事件中，史沫特莱基于儿女私情欲利用胡适做党派斗争棋子的打算因对方的一系列公开表态而落空后，双方就此绝交；杨杏佛由不知情地被利用到甘心为同盟说谎的转变说明，国民党党员杨杏佛与独立知识分子胡适作为老朋友在事关党派利益时因各自亮明政治立场以致友情几乎中断；蔡元培及林语堂则在洞察同盟运作不透明后各自以提前离场的方式与史沫特莱和宋庆龄分手；只有鲁迅自始至终参与上海同盟的各类公开活动并由此与史沫特莱和宋庆龄结下深厚的友情。

我国公民权保障的城乡差异

一国公民权保障不仅要在其宪法、法律条文上得以体现,而且尤为重要的是要对其实现提供各种保障机制。立法上的规定,只是一种纸上的承诺,它并不意味着公民权的自动保护。权利的真实享有和行使有赖于权利主体之实际地位和实际能力。我国现阶段城乡差距已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它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使得权利主体由于经济落后、资源短缺而造成权利实际享有的不平等,导致在现实中我国公民权保障呈现出一种城乡“差序格局”状态。

政府绩效与公民权保障

政府绩效与公民权利的保障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保障公民权利是民主国家政府绩效的根本价值追求,政府绩效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公民权利的实现,而公民权的保障又能够促进政府绩效的提高。

民权保障应当成为和谐社会构建的逻辑起点——以基层维稳机制有序运行为视角

民权保障包括公民的经济权利保障、社会权利保障与政治权利保障。从和谐社会构建的层面看,民权保障与基层维稳是一对相互伴生的命题。在基层维稳过程中我国公民的各项权利目前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甚至被公权力公然侵害的发展态势,这是造成社会失序的根源。和谐社会构建属于社会管理创新的范畴,社会管理创新不仅仅是基层政府治理方法上的变革,核心应当是通过依法保障民权,使基层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能通过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而相互制约,基层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矛盾,能通过权力与权利的制衡得以消解。要实现和谐社会的有效构建目标,其逻辑起点应当基于维稳与维权关系的分析框架,从"民权保障"入手,谋求建立一个动态的、均衡的"政府维稳与公民维权"的良性互动关系。

政府公共服务与公民权保障

作为现代民主国家中的公民应享有公民权。公民权的保障不仅要靠一国宪法、法律在条文上对其加以表述和保护,尤为重要的是它还依赖国家对其实现提供各种保障机制。立法上的规定,只是一种纸上的承诺,它并不意味着公民权的自动保护。国家对公民权所提供的实现条件和保障机制,大多是以公共服务的形式作出的。因此公民权保护与公共服务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国公民权保障的区域差异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不同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上的差异,必将会导致公民权保障上的差异。我国公民权保障的区域差异,最典型的当属东部与西部的差异。东西部地区无论在经济发展,还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存有很大的差距,这种经济上的巨大差距影响了公民权赖以实现的地方财政水平,最终影响公民权真实享有程度。导致在现实中我国公民权保障呈现出了一种东西“差序格局”的状态。文章选取公民生存权、受教育权和医疗保障权进行透视。

鲁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史实新探

根据新发现档案材料考定伊罗生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发起人,结合鲁迅与伊罗生的交往,可推定鲁迅事先与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构想,后来才欣然应蔡元培之请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在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之后与宋庆龄结下了恒久的"革命友谊",恢复了与林语堂的交往,对胡适态度产生新的变化,并在会见萧伯纳之后写了一系列文章。

两种政治信仰的冲突——对胡适从民权保障同盟会“出会”的一种解读

胡适从民权保障同盟会“出会”,最直接的原因在于胡适与宋庆龄对民权保障的不同认识,而这又根源于他们不同的政治立场与信仰。自由主义者胡适认为民权的保障是法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反对把保障民权的斗争作为支持国内工农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而坚信共产主义的宋庆龄组建民权保障同盟会的目的恰恰在于此。

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与公民权保障

保障公民权利是民主国家政府绩效的基本价值取向,政府绩效的高低影响公民权利的实现。我国政府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就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政绩观,以公民权保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中增加和强调公民权保障的内容,实现政府绩效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强化公民参与,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履行政府保障公民权的职责,不断提高各级政府保障公民权利的水平。

胡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胡适是希望通过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来继续他争取人权的事业,但他不主张将争取人权变成反政府行为。胡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部的分歧导致了北平分会的解散。胡适的主张,不但影响了北平分会,还影响了同盟总部的中坚人物蔡元培及林语堂,这在同盟最终解散过程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曲折中成长:我国公民权保障的历史演进及发展特点

平等的公民身份及权利保障是现代民族国家最为主要的连接纽带和认同基础,推进新时期我国公民权的发展完善,有必要对公民权保障的历史演进进行深刻的回顾、反思和认识。文章以新中国成立至今这一历史阶段为区间,就公民权保障的两种方式:权利宣言和实现机制进行一个宏观的描述,进而总结其生成发展的机制和演进特点,并为新时期我国公民权的发展完善提供历史经验。

浅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政治主张和历史贡献

1932年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在白色恐怖下,开展了以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为目标的民权保障运动,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在伸张民权,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唤醒知识分子觉悟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司法意识追加与民权保障略论

研究司法意识，追加新的司法观确是从素质上提升执法主体的当务之急。司法意识追加是保障公民权的人定因素。现代法观念应是司法意识追加的核心内容——即实现民主政治、唯宪法至尊观念；追求人格尊严，公民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观念；追求法的价值。

民权保障视阈下基层维稳机制有序运行的路径探析

如果基层维稳机制有序运行的逻辑起点不从保障民权入手,不谋求建立一个动态的、均衡的"政府维稳与公民维权"的良性互动关系,仅靠单纯的"将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和信访"一票否决"等手段,长此以往,会使基层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叠加和发酵,最终会造成基层社会的不稳定性,动摇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因此,要实现基层维稳机制的有序运行,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有序运行的理念应当是基层政府理性对待公民的维权行动;有序运行模式应当从单纯的秩序维稳型向民权保障型维稳机制转变;有序运行的路径应当构建以"民权保障"为前提的法治型维稳机制。

民权保障视阈下基层维稳机制有序运行的路径探析

近年来．随着公民权利保障意识的高涨，基层政府维稳工作面临严峻挑战，维稳难度不断加大。何去何从？笔者认为，努力适应基层社会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发展趋势，着力推进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的转型，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书出版

三十年代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争取公民权利,在腥风血雨般的白色恐怖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它的主要领导人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为揭露国民党镇压人民的反动罪行、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其它爱国者,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有的人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述评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进步的政治团体,它在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的领导下,为了保障民权、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和爱国进步人士,运用合法斗争手段,同国民党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进行了一系列勇敢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容漠视的贡献。

在“怀柔”与改革之间——读王肃元等《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行为文明与公民权保障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的政治生态研究，在学界从来都是一个相对复杂、边缘化的研究。原因有三：一是生活经历的问题，游离于其日常生活的行为模式和信仰、心理状态之外使得研究者很难进入一种“本我”的叙事状态；二是切入视角的问题，少数民族政治生态可以从很多视角来切入，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都行，但各种分析工具的使用、模型的建立在面对宏大复杂的客观现实时，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历史作用

本文以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虽存在一年，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对抗日救亡运动具有启迪抗战意识，保护民族精英，指明民族振兴出路，联系未来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部分的独特作用。

宋庆龄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在民族危亡之际，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围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在国统区，为了镇压不断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推行“训政”，建立和加强特务组织，实行法西斯统治．无数革命者和仁人志士遭到逮捕或杀害，人民的生命安全毫无保障。面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挺身而出，伸张正义，为民请命，与国民党反动统治展开斗争。